汪红兴
先烈的故事，都常常会让人泪流满面，肝肠寸断。
他叫朱达斋，乳名丫头。十多年前，耄耋老人汪恒运先生，和我说起他的这位小舅。在那场“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可细节一直没梳理清楚。汪恒运老人临终前一年，把一篇记录他小舅的资料给我，告诉我，有一天，如果我去泾县，一定替他看看，我连连点头答应。
2021年11月24日下午，那日冬阳普照，我第一次来到群山之中的泾县云岭镇，满怀崇敬之情，就直奔庄严恢弘、古色古香的陈氏宗祠，那是皖南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我是来兑现诺言的。
祠堂后寝英烈墙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英烈姓名，足有千余人，让人眼花缭乱，我在寻找。可没想到，仿佛是天意，我竟然只在分把钟时间里，就在东北角上方找到了黑底金字的“朱达斋”，这在心中念叨数百遍的姓名，我当时是惊叫了一声。
这是不是就是汪恒运老人的小舅呢？我兴奋之中又有些忐忑：会不会是同姓同名？那天，我因来去匆匆，来不及细问。为解开疑团，回来后，我一直惦记在心。不久，辗转通过泾县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同学联系，找到纪念馆馆长联系方式，热心的馆长特意请业务部魏主任来回复我。
过了两天，魏主任及时回复信息：朱达斋（朱丫头），安徽休宁人，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并且说明，没有其他具体资料，这是根据《皖南事变新四军人员搜录》等资料整理出来的。
这些信息和汪恒运提供的资料，完全吻合，没错，就是他了。
朱达斋的老家，就在皖南休宁县溪口镇小丙村。小时父母双亡，家境尚可，是靠着叔叔抚养大的。他有个大哥朱坤，读过书，是个国民党党员。而朱达斋在休宁中学读书时，曾与吴象（休宁人，后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人同学，期间接受了进步思想，读革命书籍，积极向上，秘密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并且以“铁壳虫”为笔名发表进步文章。
他与哥哥走的是两条路，他将自己分家所得的一些物品，免费送给村里的穷人，他早已做好了时刻投奔革命的准备。他寒暑假长期住在石田村姐姐家，因此汪恒运见过小舅。他小舅中等个子，身材有些消瘦。
1938年休中毕业后，朱达斋委托亲戚在国民党休宁县政府内，谋取一份秘书差事。私下却在石田村渡头一带秘密发展地下党员，结果有一次地下党员在村对岸芳山庙开会，被国民党兵发现，项春桃等六位村民被抓到县政府关押。朱达斋为此从中进行斡旋，使村民无罪释放。这是当地著名的“芳山庙”事件。
1939年的一天，他突然不辞而别，将县政府部分文件偷偷带走。当时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戴瑞等人，生怕被追责，没敢声张。
这一走，他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家人打开了他珍藏在家中的一只箱子，里面收藏的都是《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家人才明白，他是为了追求信仰，投奔革命去了！
为了避免姐姐的牵挂，朱达斋特地来信告知姐姐（汪恒运之母），信中说他已参加了新四军，并即将投奔延安，望家人不要担心。从这以后，他就杳无音讯。
1951年，汪恒运受母亲嘱托，曾特地去信中共中央组织部，查找朱达斋具体下落。不久，中组部回信说，一时查找不到朱达斋确切消息。是的，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牺牲的人太多太多，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直到新世纪初，吴象同志回到家乡休宁，汪恒运委托朋友询问，吴象同志说，朱达斋已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了。汪恒运才得知了舅舅的确切消息。至于何时何地，具体牺牲经过，再也无法知晓。
当年殉难之时，朱达斋不过是个20岁的毛头小伙。正是花季的青春岁月，还未婚育，便血洒疆场。朱达斋的家乡小丙村，是个只有200多人的古村落，是明代进士张应扬的故乡，村口有座明代嘉靖年间的紫阳桥。我多次去寻访朱达斋直系亲属，村中只有他小侄儿朱兴邦老人健在，今年已78岁，是五保户。
朱兴邦说，他没见过叔叔面，只是以前听自己大哥提起过，说叔叔是个很勇敢的人。如今大哥也作古了，获取的信息更少。在村中，我还特意寻访几位耄耋老人，他们都表示，听说过丫头，至于具体模样，都已记不清了。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在血雨腥风峥嵘岁月里，不知有多少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信仰，为新中国诞生牺牲了，有的饿死冻死，倒在草地上，倒在雪山上，倒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大多无名无姓，青春的身影永远定格，永远地躺在青山绿水间，化作了永远的魂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他们青春的身影，永不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