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敬东
一提到苏轼，人人都说其旷达。可什么是旷达呢？我想最好的解释是三个字：想得开。
兴许有人会问了：那什么才叫“想得开”呢？我以为就是理想抱负希望等不能实现时的一种不得已的变通与妥协。
抽象的言辞，苍白而无趣，不如举苏轼几个如何“想得开”的例子来得真实又感性。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此年苏轼五十八岁，被流放到遥远的岭南，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所谓的安置，即为管制，其中有一条便是不得擅离安置地。这“待遇”，早在元丰年间，苏轼在湖北黄州就领受过了，如今已然是波澜不惊；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岭南惠州这地方竟然是无医亦无药，“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
陷此境地与困境，衰病交加的苏轼是如何想的呢？对朋友如此诉说之后，他转而又宽慰起了对方：“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参寥”，是他的世外朋友。上述的言辞，便出自苏轼给他的书信《与参寥子》。
岭南有瘴气，最为北人所惧。苏轼在《到惠州谢表》里就曾写道：“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字里行间，满目凄然。
对皇帝，当然要写得可怜点，以唤起宋哲宗的同情与怜悯之心。对老朋友呢，那就另当别论了，不妨直抒心曲；不过，也不能让其为自己陷入“苦无医药”的境地而担忧不已，于是宕开一笔，补写一句：“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
良医，固然能治病救人；可倘若遇到的是庸医，那往往是要人性命的。苏轼述说遇不到医生的苦恼的同时，又转而庆幸自己也由此而远离了庸医的危险。
能如此想，便是“想得开”。
这种辩证的哲学思维，就是苏轼之所以能旷达起来的坚强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常人所普遍欠缺的。我们常人一想到无医又无药，很有可能是惶惶而不可终日；苏轼呢，却能由此跳岀去，转而想到无医无药的另一个层面，诚如他在《赤壁赋》中所说的那样：“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即若是陷入“变”的一面而悲伤不已，不能自拔，那就应该换个角度，从“不变”的一面去想一想，说不定就会豁然开朗而别有洞天。
“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却也是苏轼最为快意的一个时期：他开荒种地，打井造屋，修筑雪堂，题写额匾，寻僧访道，数游赤壁，赋诗作画，培养新秀……留下的诗文最多，也最具人文价值，高中教材中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篇就创作于这个时期。
这些就应归功于他辩证的哲学思维，遇到挫折、陷入困境，苏轼懂得换个角度去思想、去应对。他的诗词也渗透着这种哲学思维，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
绍圣二年九月，即苏轼被贬惠州的第二年，朝廷有皇家祭祖大典，按惯例，会大赦天下。那年冬天，苏轼听说元祐诸臣不在大赦之列。按理他应该很沮丧，因为他就是元祐诸臣之一。可是，他却写信向表兄程之才说：“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话妙理达观，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与程正辅书》）
“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此念一出，苏轼就已全然看淡看开，心无挂碍了。他于元丰年间写的诗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似乎就是为今而写。他决定在此盖房子，准备长住了。他给王巩的信中就说：“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筑室作惠州人矣。”
就这样，苏轼的“想得开”治愈了自己，他变得日益旷达，终没有在失意中沉沦；而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也因此拥有了一位最富浪漫色彩的文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