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图诗歌： 时空叙事中的生命体验

魏文文

克洛德·拉尔曾在《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中谈到，“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体现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中。他们具有异常丰富的时间表达方式和某种渗透其言语及整个生活的时间概念和时间体系的逻辑。”时间体验有效地激活了诗人的写作激情，也在与空间的定格与转移中构成诗人思想与情绪嬗变的内在线索。苏小图的诗歌不只聚焦单一的日常叙事，而是将时间的绵延性、流动性与空间的想象性与多维性深度融合在诗歌写作中，以皖南乡土为底色，以西藏的神圣空间为精神原点，在物理空间、心理空间与想象空间的自然切换与倒置中，开辟了多层叙述空间，以完成对个体存在、生命体验与历史记忆的深度叩问。

诗歌是在时间中展开与完成的艺术，无论作家创作的现实时间，还是心理时间与文本时间，本质上说来都是一种依附于时间之上的艺术。时间叙事是苏小图诗歌核心的内在肌理，他试图跳出线性时间的单一逻辑，在诗歌中探寻并置、折叠、回溯等多重叙事形态，因此其诗歌中的叙述时间不是匀速前进的状态，而是充满着褶皱与漩涡的技艺。苏小图善于以诗人的敏锐与细腻，捕捉一闪而过的情绪与场景，将其从时间的流动与记忆的风景中抽离，定格为永恒的诗意。如《我们谈到了爱情》，“天冷了，藏族学生想听/暖和的笑话/于是，我们谈到了爱情/我红着脸，扶着讲桌/2017年的雪就下了起来”，这首诗贯穿着“过去—现在—未来”三段时间形态，看似简单的日常叙事场景，却又非仅写日常，而是在时间里生发、沉淀与回望“爱情”的过程，时间既是载体，又是情感自身的度量。对于爱情是什么，诗人并未正面回答，却以极具画面感的“2017年的雪就写了起来”收尾，既是一种成年人“不说破”的克制美学，又是对爱情本质的升华，在直白与冷静的叙述中完成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

《突然间，我就开始了悲伤？》是一首定格瞬间的时间书写，“从雍布拉康回来/我坐在一个有/无线网的小餐馆/桌上的甜茶冒着热气/手机页面在空间、微信间转换//突然间，我就开始了悲伤/雍布拉康角落的那丛芦苇/叶子枯黄/这是我在高原遇到的唯一的熟人”。诗歌以时间的断裂与交错推动情感的流动，“从雍布拉康回来”将时间定格在过去，尽管“我”早起离开雍布拉康，但是逝去的岁月却已在心底沉淀；画面转向现在，“我”坐在小餐馆刷手机的日常，看似岁月静好却又给诗人的内心注入了麻木与无奈，因此产生了“突然间，我就开始了悲伤”的顿悟，没有多余的过渡与铺垫，时间的定格与割裂让原本隐匿的孤独无处可藏，悲伤成为时间流转中情感的觉醒。最后一句，“雍布拉康角落的那丛芦苇/叶子枯黄/这是我在高原遇到的唯一的熟人”成为其情绪流动的见证者，“我”被困于过去与当下，无法和解，直至遇到那丛枯黄的叶子，诗人用寥寥数语道出了当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

当然，成熟的诗人不仅擅长做时间的操盘手，更要做空间的建造师，时间为诗歌提供了纵深感，而空间则为其搭建了更为坚实的情感地基，因此空间的转移与变形不再是单纯的物理场所，而是参与叙事，承载情感、记忆乃至信仰的精神容器。苏小图诗歌中呈现出两组相互映衬空间：一边是江南风景——峨山头、河流、桂花、梨树；一边是高原记忆——西扎山、拉萨河、雍布拉康、雅拉香波，江南风景承载着诗人成长的文化根脉与传承，高原记忆则是其信仰与力量的精神原乡，它们之间既相互牵扯、又相互映照，直至诗人在空间的位移中完成精神的漂泊与安居。如《江南的蛇》，“嘎玛沟的风像是铁钩/吊着我/风干体内温暖的水分/金顶在西天燃烧/我在绒布河边脱下衣服/江南的蛇/在并不隐秘的角落/褪下陈皮”，在高原的风与江南的蛇之间建立隐秘的联系。开篇的“铁钩”即将处在高原的嘎玛沟转化为一种悬挂式的生存体验，风已经从流动的空气变成勾住身体的力，而“吊着我”则暗示了“我”在极端环境中的被动与悬置，从金顶到绒布河，视点自上而下不断转移。诗人将“江南的蛇”作为文化符号并置在高原的意象中，二者形成巨大的反差，直至完成人“脱下衣服”与蛇“褪下陈皮”二者之间形成动作的并置，人与物都在时间的循环与流动中被重新拉扯与塑造。这种位移的本质是精神与文化的漂泊与寻找，诗人在高原获得信仰，在江南守护住根，在不断游走中完成自我的重新建构。

时间与空间叙述在苏小图的诗歌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其完整的诗性世界，但是它们在苏小图的笔下却又具有某种独特性。如他的诗歌中“七”成为反复书写的核心意象，也是诗人进行时空建构的关键枢纽，“七”既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流动感、建构出循环、焦灼的精神时间，又暗示着个体无法逃离的精神枷锁，是对现代人普遍精神困境的书写，又充满着无限的张力，它们成为个体精神蜕变的关键场域。再者，苏小图的诗歌语言具有一种不事雕琢的质感，句式与节奏自然、松弛，既扎根日常生活现象，又回归语言的本真，这种真诚在当下诗歌写作中尤其可贵。（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