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韩万春 江帆 张永胜
“桃子、西瓜，再洗洗。”
“电蚊拍呢？找出来，把电充上。”
一大早，81岁的汪德源换上条纹衬衫，戴上手表，蹬上皮鞋，一边对着镜子打理斑白的头发，嘴里还絮叨个没完。75岁的老伴胡桃英“不堪其扰”，却也笑脸盈盈，手里片刻不停。
今天是个大日子，他们的第一个重孙子、刚满半岁的聿聿第一次来看望太爷爷、太奶奶。打扫、备菜，老两口已经忙活了两天。
这里是鸠江区汤沟镇红旗村，长江安徽芜湖段的一个外圩村，距离干流最近的村落之一。更近的，是外护堤上的120多户人家：一栋栋两三层的小楼紧密相连，排成一列。时值盛夏，门前的滩涂地长满了芦苇；透过茂密的防护林，江面和对岸的楼宇清晰可见。
汪德源说，他这一辈子、一家四代人的命脉，都在屋前这条江里。打他记事起，这条江就没怎么变过，唯独这十年，变化最大，他看得最真。
一
红旗村的历史，得从它的名字说起。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为了多种粮、种好粮，祖辈们跨过江堤，开荒地、筑圩堤，把滩涂地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丰产田”。
“上面来了领导，说我们成了标杆，特地给我们命名为红旗大队！”回忆起当年，86岁的老主任唐宗林声音洪亮，满是自豪。此后七十年，区划几经调整，“红旗”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
长江给了红旗村土地，也给了这里的人开阔的眼界、敢闯敢拼的勇气。
改革开放初期，村里的“能人”们敏锐地发现，江浙一带的砖窑厂需要大量芦席。于是，他们组织起“副业队”，顺着长江收原料、找销路，家家户户办起了编织作坊。“那时候，我们村三分之一是‘万元户’，周边的年轻人都抢着过来！”现任村书记、59岁的汪贻平说。
也正是这个时候，年轻的汪德源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办起了轧花厂，后来又拉起了工程队。“1979年，我家盖起了二层楼，买了全村第一台进口的日立牌电视机。”
只可惜，属于红旗村这段的“黄金年代”并不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浙一带的砖窑厂纷纷关闭，芦席没了销路，小作坊逐渐消失。再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凭着卤菜手艺，在山东、上海等地闯出了名堂。
二
江岸人家的团圆饭，少不了鱼。
聊起这个话题，汪德源感慨起来。在他年轻的时候，“只要一场雨，江边上、河沟里，二两五以上的江蟹随便捡。”
“清明挂刀鱼，端午品鲥鱼，金菊飘香螃蟹矶。”长江芜湖段渔业资源丰富，尤以“三鲜”闻名。一条船，一张网，顺着江水走上一截，“一网捞上来，活蹦乱跳的，一家人几天的菜就有了。”
因为芦席生意渐渐没落，捕鱼这个行当便从副业变成了许多人家主要的营生。江上的船越来越多，网越来越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刀鱼、江蟹这些往年寻常的物产，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尤其是刚上市的时候，动辄上千元一斤。
“鲥鱼很多年没看到了，刀鱼和江蟹，个头也越来越小。”汪德源叹了口气。
江里的鱼少了，江边的日子也变了味。汪家屋前的江滩上，建起了一座采砂站，江砂堆积如山，运输车昼夜轰鸣，到了晚上，“吵得脑壳疼”。水质也大不如前，打上一桶江水，淀上一会儿，桶底就是一层浆。更恼人的，是船上扔下的生活垃圾、岸边偷倒的建筑废料，江风一吹，屋前水面上，便是白花花的一片。尘土伴着腥臭味灌进家里，桌上、床上，到处都是灰蒙蒙的。
汪德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了。
三
汪茂祥刚结束整夜的巡江，眼睛有些泛红，正帮着母亲张罗伙食。他是汪德源的大儿子，今年55岁，和四弟汪茂财一起在护渔队工作。
六年前，他和三个弟弟还在江上捕鱼，四个人、两条船，昼夜不歇。
捕鱼是个辛苦活，每天要在船上待上20个小时，风吹日晒。
捕鱼更是个危险活，最怕秋天的团雾，说来就来，几乎一瞬间，什么都看不见。
其实他们心里也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但在江上漂了半辈子，没有别的手艺，想换个活法，又谈何容易。
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提出，长江的命运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汪德源记得清清楚楚，那几年，沿江的砂站、船厂一家接一家关停，光红旗村这一段，550亩滩涂全部种上了树，6.5公里岸线全都绿了起来。
2020年夏天，政策进一步落地：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实行“十年禁渔”，所有渔船一律上缴，所有渔民全部上岸。
消息传来，汪家四兄弟闷头抽了一晚上烟。
“说舍得，那是假的。”一年捕鱼八九万的收入，船一交，就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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