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保
小时候生活很苦，糖是年关才有的奢侈享受。每到腊月，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会请做糖师傅到家里做糖。
母亲为了让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糖吃，就想办法做糖。
做糖要用糖稀和炒米。糖稀需要大米才能熬制，家里粮食都不够吃，哪有富余大米拿来熬糖稀。听说山芋也能熬制糖稀，母亲非常高兴。
每年霜降前，母亲把山芋收回来，为年关熬制糖稀做准备。
白天，她要去生产队上工，熬糖稀的时间只能是晚上。晚饭的碗筷刚收，母亲把两口大锅洗干净，把中午挑选的甜山芋削了皮，洗干净，切成丁放到两口大锅里，盖上锅盖，用抹布盖住锅盖的缝隙，开始熬糖稀。
最难的是火候。山芋丁煮烂后，母亲把从商店里买的麦芽放到锅里，继续煮。待麦芽的汁水析出，母亲用布袋滤出渣子，把浑黄的浆水回锅再熬，这时便一刻离不得人了。火大了要沸，火小了会酸。她彻夜守在灶前，身影被火光投在土墙上，时而弯腰看火，时而用筷子挑起糖稀，看那琥珀色的细丝能拉多长，丝拉得绵长不断时，糖稀才算成了。盛进瓦钵的刹那，满屋漾开一种朴拙的、粮食与时间交融的甜香。
糖稀有了，还需炒米，炒米得用糯米。那时粮食根本不够吃，生产队也不种糯米。母亲听说农垦稻可以代替糯米，便寻来放到锅里煮到谷壳炸裂，然后晒干、碾制，再混着热沙猛火快炒。炒出的米叫作“稻泡米”。尽管又黄又硬又小，全无糯米的蓬松雪白，可母亲捧在手里，脸上绽放出笑容。
那时候生产队有专门做糖的师傅，一到腊月，家家都请做糖师傅。做糖总要排队，我家排在后面，我们每天扳着手指头计算师傅来我家的日期。
腊月二十三那晚，终于轮到师傅来我家。我和姐姐很兴奋，站在门口满心焦急又满怀期待地等待。远远地看到他来了，赶紧跑过去跟他打招呼。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正方形的筐子，一个中间粗两头细的锤子，我和姐姐忙拿过筐子和锤子，边跑边叫：“妈妈，妈妈，做糖的师傅来了！”母亲早已洗干净了锅，把事先熬制好的糖稀端出来，并把大门的门板卸下，放到两条长凳上。我和姐姐把筐子和锤子放到门板上，跟着师傅进了厨房。
师傅把母亲熬好的糖稀倒一些放进锅里烧，等到锅里的糖稀鼓起一个个大泡的时候，再把稻泡米倒进锅里，用锅铲使劲搅拌，待稻泡米全部裹上了糖稀，才盛到脸盆里，趁热倒进正方形的筐子里，用锤子压紧压平，待冷却后拿下筐子，用刀切成一个个长条形。母亲又把长条形切成一片片的，屋子里顿时弥漫着糖的香味。做糖这天我们可以敞开肚皮使劲吃，奇怪的是，盼了那么久，真吃到时，反被那浓烈的甜香齁得吃不下几块了。
夜渐渐深了，我们眼皮打架，被赶去睡觉。而母亲把做好的稻泡糖装进一个大瓮里，上面盖上稻泡米，再用木头盖盖紧。想吃的时候就扒开稻泡米，拿几块解馋。母亲趁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做很少很少的芝麻糖和花生糖，然后用小罐子装着藏起来。那是专为正月招待客人备下的“御品”。这些小东西被藏进谁也不知道的陶罐，成了整个正月里我和姐姐心照不宣的寻觅目标。
如今，糖果琳琅满目、软硬酸甜，应有尽有。可记忆里的糖果依然是稻泡糖粗粝而厚实的甜。那是清贫岁月里，一位母亲从生活缝隙中亲手一点点积攒出来的全部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