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凯
今年夏天，中国文艺界同时上演了几场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一边是歌手韩红为冯小刚新片吆喝，一句京腔“走个面儿”瞬间点燃公众情绪；另一边，无大牌明星、全程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1.6%的排片逆袭，成为近十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片。值得一提的是，聚焦我省非遗的电视剧《家业》和《种墨园》近期接连登陆央视黄金时段，收视口碑双丰收，并带动了取景地文旅消费的井喷。这几件看似毫无关联的文艺事件，共同指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艺创作究竟“为了谁”？
在“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的新大众文艺时代，广大人民群众正从历史的“剧中人”转变为文艺的“剧作者”。这一深刻变革，倒逼当下的文艺创作必须重新回答“为了谁”这个原命题。
一、“走个面儿”为何惹众怒？
韩红的“走个面儿”之所以翻了车，本质上是将影视消费的公共属性混同于熟人社会的人情往来。当韩红用公益公信力为商业产品“背书”时，公众感受到的不是热情，而是被裹挟。
这一幕，与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创作立场”何其相似。毛泽东曾指出，一些文艺工作者“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走个面儿”暴露的，正是文艺创作者对观众的“俯视”姿态。在他们眼里，观众不过是可以被“面子”左右的被动群体而已。
然而，现实却给了这种心态一记响亮的耳光。互联网时代，每一位观众都手握“打分权”与“避雷指南”，正如《人民日报》所言：观众“不是越来越难伺候，而是越来越难糊弄”。将观众当作“面子工程”，表面是“礼遇”，实则是对观众主体性与审美自主权的冒犯。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观众早已不再是被动接收的“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的“共创者”。他们既是文艺作品消费终端的检验者，也是价值评判的裁决者，更是在二度创作中延展作品生命力的参与者。任何妄图凭借人情关系、圈内互捧来置换审美公信力的行为，都会被迅速拆穿，并招致口碑与市场的双重反噬。
二、把观众当“人”，观众就会给你“里子”
如果说“走个面儿”折射的是对观众鉴赏力的漠视，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家业》《种墨园》等影视作品的破圈，则宣告了另一条铁律：尊重观众的审美主权，才是作品最硬的“里子”。前者，用排场和人情搭建虚浮的“面子”；后者，则是静下心来把观众当作有血有肉、有独立判断的“对话者”。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创作者把观众当作值得交付真心的同行者，市场回馈的便不只有票房与收视率，更有一份用口碑铸就的文化信任。
《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密码就是“真诚”。该片导演做了三年田野调查，走访了三百多个华侨家庭，影片中90%的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全程潮汕方言、拒绝煽情，用“克制”讲述“情义”。这种“向下扎根”的姿态，在观众心中唤起的是被尊重的庄严感，而非刻意逢迎的轻浮气。《家业》与《种墨园》同样源于主创对观众情感需求的深刻洞察。《家业》塑造的鲜活“徽墨人”群像引发跨圈层共鸣，开播首月取景地黟县的游客就达近百万人次，主题文创出货70万件、营收3600万元。《种墨园》热播后，有观众写道：“最打动我的，是剧中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拉扯。老一辈匠人把108道工序视作底线，年轻一代想让宣纸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宣家父子的争吵，本质上是所有非遗传承的难题。”这种对代际冲突与时代碰撞的真实描摹，让观众不再只是“看故事的人”，而成了“故事里的人”，因为剧中的挣扎，何尝不是每个时代、每个家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可见，“创作”与“接受”从来都是一场双向奔赴。当创作者将观众视为有血有肉、有独立判断的“完整的人”，而非等待被投喂的“流量数据”时，作品才能真正获得穿透屏幕的力量。创作者俯身倾听，观众便报以掌声；作品触及心灵，市场便回馈以热度——这，是被无数成功案例反复验证的创作规律。
三、回到“为了谁”的原点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为什么人”的追问，到《给阿嬷的情书》《家业》《种墨园》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中国文艺在八十余年的跋涉中，始终绕不开一个时代叩问：文艺创作究竟“为了谁”？
这一追问，在当前创作实践中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方面，《给阿嬷的情书》《家业》《种墨园》等影视作品证明了一条朴素的真理——只有把观众当作有血有肉、有独立判断的“人”，观众才会还你口碑与热度的“里子”；另一方面，那些只求“走个面儿”的宣发套路则给出了反向警示：把观众当作可以随意打发的“面子”，观众就会用脚投票，让你连最后的“体面”也都无处安放。文艺只有扎根人民的土壤、服务人民的需求，才能拥有人民赋予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因此，文艺创作不必焦虑于观众“看不懂”的伪命题，不必退缩于题材“太冷门”的自我设限，更不必迷信算法的精准“投喂”与人情的脆弱“捆绑”。在新大众文艺时代，真正被淘汰的从来不是某个题材或某种形式，而是创作者头脑中那个陈旧僵化的“观众想象”，那个以为观众只能被动接收、需要被教育和被代表的幻觉。创作者的真正责任不是替观众“走个面儿”应付了事，而是替观众“走点心”，以诚相待。
当“人民既是‘剧中人’、也是‘剧作者’”成为文艺创作的现实底色，当观众的评分权和选择权已然重塑行业的评价体系，文艺与人民之间的那座桥梁便清晰可辨——支撑它的唯一桥墩，就是“真诚”二字。舍此，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