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源
2026年，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长征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整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不仅化解了复杂的民族矛盾，更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了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一、历史逻辑：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实现飞跃
长征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主要在中东部城市及苏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多停留在理论原则层面。然而，随着长征战略方向的西移，红军穿越了大片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苗、彝、藏、白等10余个民族发生了广泛接触，民族问题与革命进程深度交织在一起。
面对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再将民族工作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一系列判断表明，民族问题已不再是中国革命的边缘议题，而是关乎行军路线、后勤补给、战略转移成败的核心问题。这种认识的深化，使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民族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历程。
二、理论逻辑：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中国化
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团结与革命斗争的理论。
一是拓展了民族团结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强调各民族无产阶级的联合。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发现，当时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分化程度不一，无产阶级尚未充分成长，而土司、头人、宗教领袖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仍具有巨大影响力。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上层、发动下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深入发动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开明士绅、宗教领袖和地方头人。无论是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还是贺龙与藏区寺庙的友好往来，都体现了这一策略的成功实践。这种包容多样的政治智慧，极大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铺平了道路。
二是调整了阶级斗争策略。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普遍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但进入民族地区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对这一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中央明确指示“不打苗民土豪”，在涉藏地区甚至规定“喇嘛寺的土地不没收”。这种“不求过早发动内部阶级斗争”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深刻理解。通过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内部结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有机统一，为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赢得了空间。
三、实践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路径
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理论上的创新，更有扎实的实践行动，这些行动直接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一是实行严明纪律，尊重群众信仰。红军在行军途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赔偿、买东西给钱，这些看似细微的举动，在贫瘠落后的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这些行为与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红军获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赢得了各族群众的信任。
二是开展政治动员，推动政权建设。红军在陕甘宁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区政府，尝试赋予少数民族政治权利；在川康藏区推动汉、藏、羌等民族联合建立政权，共同对抗国民党统治，为后续抗日联盟奠定基础。这些政权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保障民众信教自由，实现政教分离，为反帝反封建提供制度保障。正是在工农红军的带动下，少数民族群众实现了自身的解放，勇敢地踏上了争取自由与独立的革命道路。
三是团结各族人民，反抗日军侵华。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联合各少数民族和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着手组建了由近十个民族的成员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少数民族的加入不仅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壮大了全国抗日力量，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
长征的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共同抵御外侮、共同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走好新的长征路，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繁昌区委党校（繁昌行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