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磊
《芜湖劳动状况》一文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高语罕撰写，1920年5月1日刊发于《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是《新青年》中唯一一篇全文聚焦芜湖、专门研究“芜湖劳工”的理论文章，对于了解1920年前后芜湖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1920年前后芜湖工人阶级的状况，《芜湖劳动状况》从“知识幼稚”“生活卑下”“没有教育”和“没有团结”等四个方面作了概括。
第一，“知识幼稚”和“没有教育”。1920年前后，芜湖工人阶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情况较好的也不过识得几个字，大多数工人则“蠢蠢如鹿豕”。识字的工人平日也只是读一些《麻城歌》《黄氏女》《孟姜女》之类的“刀头本儿”，真正读报看书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工人们既不重视求学，也缺少求学途径，只能通过做活周边组织的义学去识得几个字，纺织工人甚至连进学校都很少。即便如此，在工人队伍中仍有极少数人知晓学习的重要性。《芜湖劳动状况》记录了一位泥水匠对高语罕十分殷勤，因为他“很晓得求知识是要紧的事，并且很感激我们教育他们的意想”，但像这位泥水匠一样的人，毕竟少之又少。
第二，“生活卑下”。近代初期，芜湖工人阶级的生活极端贫苦。芜湖劳工中，除理发工和厨工外，其他工种每天的工作时长普遍在十二至十四个小时。极端情况下，个别人力车夫一天要拉两班，工作时长达到了十九个小时。工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猪圈相差无几，一间小房子“里面睡了一二十泥水匠”。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居无定所，“夜间便在人家大门底下或是石头岸上，手脚朝天、鼻吸如雷地安息他们为我们人类尽力的精神和躯体了。”工人平日的生活，除去工作和衣食之外，基本只剩赌博与吃酒，尤其是赌博之风颇为盛行。大部分行当的工人都受到雇主的严苛压迫，雇主加钱抽成可谓是稀松平常之事。更有违人伦的是，在车夫工人中存在着大量未满16岁的童工，“警察不晓得取缔，车主只顾赚钱，哪里留心我们这些小兄弟们的健康！”
第三，“没有团结”。近代初期，芜湖的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度松散的组织状态之中，团结之事少之又少，扛米工人内部甚至出现了为争夺地盘而内讧和斗殴的情况。能体现芜湖工人有团结之势，《芜湖劳动状况》共记录了三起事件：其一，车行加钱，车夫工人凑钱去县衙打官司；其二，裕中纱厂工人因工作时间过长，与管理人和警察发生冲突，被打伤数人；其三，木工因工资过低联合罢工七日，要求雇主涨资。客观而言，近代初期的芜湖工人阶级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团结，但总体上仍十分有限。其团结之力如此低微的原因，最关键一点是芜湖工人阶级中尚未形成一个真正属于工人自己的组织。芜湖仅木工群体中曾有一个工会组织，但后来也被解散。
总的来看，1920年前后芜湖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可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加以概括：“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芜湖劳动状况》一文深刻揭示了1920年前后芜湖劳工真实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虽已过百年有余，但从文章中依然可以获得若干启示。
第一，工人阶级是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从《芜湖劳动状况》中可以直观感受到，1920年前后，芜湖工人深受各方社会势力压迫，处于社会最底层。近代中国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导致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无产阶级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口中，产业工人仅约261万人，并未形成如欧洲一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极端对立的情况。但是，无产阶级被极端剥削的命运中外一致；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阶级特性也未曾改变；无产阶级仍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依然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第二，组织问题是团结工人阶级至关重要的环节。从工人运动实践看，无产阶级自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往往是盲目的，理论上的迷茫必然导致实践上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想得到充分彰显，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动无产阶级的斗争从“自发”走向“自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最高形式是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建立起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衡量无产阶级得到有效组织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教育是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关键。工人阶级意识觉醒，是指工人阶级能够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明确应当承担的阶级使命与社会任务。以1920年前后的芜湖工人状况为例，整个中国工人阶级之所以备受欺凌，很大程度上同其阶级意识尚未完全觉醒有关。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可能自发产生。列宁认为，阶级意识需要从外界“灌输”给工人，即工人阶级需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教育实践才能觉醒阶级意识。这也说明，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仍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