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英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镌刻着八百余位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烈士。它所诠释的那份“无名”之重，同样适用于长征路上每一座无名的丰碑，那支跋涉二万五千里的队伍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牺牲者没有留下姓名。
我们无法绕过一个沉重的追问：何以无名？
一、何以无名的历史事实
要回答“何以无名”，首先需要回到那段历史，去理解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无名烈士。
（一）客观之困：战争环境的残酷
长征的艰难，远超今人的想象。
血战湘江，是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五天五夜的血战中，中央红军从8.6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当地百姓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战后，幸存的战友甚至来不及掩埋遗体，更遑论记录姓名、雕刻墓碑。
战事紧急、条件恶劣、文化落后——这些客观因素造成了大量牺牲者无从留名。
（二）主观之择：个体选择的自觉
比“无法留名”更值得深思的是，许多红军战士“无意留名”。
他们中的很多人，入伍时就使用了化名。参加革命于他们而言，是一种“重生”——告别过去，迎接一个为之奋斗的新世界。
有的战士主动隐瞒家世。“不需要记住我，记住革命就行”，这是幸存老战士回忆中共同的话语。这种“主动消失”的选择，不是对个人价值的轻看，而是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
（三）制度之因：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理解“无名”，还必须看到红军的制度特质。
红军从一开始就强调集体，荣誉归于组织，牺牲归于信仰。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这两条战线上的战士有一个共同特点：甘于无名。红军的司务长李泽益，为掩护战友被捕，受尽酷刑，却没有向敌人吐露半点身份信息。他的真实姓名，直到2023年才被后人寻访确认。
二、无名烈士与共产党人的人民观
更深层的追问是：为什么红军战士能够如此坦然地接受“无名”？这背后，贯穿着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人民观。
（一）人民是源头：他们从人民中来
长征战士的出身，决定了他们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他们绝大多数是农民、矿工、学徒，是普通百姓。
“人民”对这些人来说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他们的父母兄弟、邻里乡亲。这种“从人民中来”的身份认同，使红军战士天然地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一分子。为人民而死，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归宿。
（二）人民是目的：他们为人民而死
长征的战略目标是北上抗日、救亡图存，而具体到每一个战士，更是与人民息息相关。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长征路上的无名烈士，是用生命践行这一宗旨的先驱。他们无名的本质，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终极实践。
（三）人民是归宿：他们回归人民之中
无名烈士最终的归宿，是与人民、与土地融为一体。
他们被葬在田间地头、山野之间。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在长征沿线的许多地方，当地百姓世代守护着“红军墓”。重庆綦江石壕红军烈士陵园里，安葬着五位无名烈士，当地百姓几十年如一日守护着这座陵园。福建省长汀县的钟宜龙老人，用60多年时间为松毛岭战斗牺牲的无名烈士“守魂”，建起无名碑。
人民成为了他们的记忆载体。人民是他们真正的“名”。
三、对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启示
站在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无名烈士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启示一：正确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关系
从长征路上的无名战士，到成昆铁路建设中的无名建设者；从隐姓埋名三十载的黄旭华，到只能以“模糊头像”出现在表彰大会上的国安、缉毒英雄——“无名”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中赓续传承。
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同样需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个人的名字能否被记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为人民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启示二：深刻理解“人民”不是抽象概念
冷少农烈士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将对父母的孝升华为对民族的忠。
新时代的共产党人，要把“人民至上”转化为每一个决策的准则。群众路线不是口号，是行动；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执政理念，而是具体的、可感的民生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正是对这种人民观的当代阐发。
启示三：重新定义“英雄不朽”，读懂“无名无我”
每一个倒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都是英雄。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共产党人，都可以成为英雄。
“无名是一种无我的境界，是以国家发展、民族利益为先导，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自觉担当起该承担的时代责任。‘无名’并非真无名，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民族复兴的先锋，是国家崛起的力量。”新时代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以“无名”之心，做“有名”之事；以“无我”之境，成“大我”之功。
作者单位：中共弋江区委党校（弋江行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