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郭青 文/图
芜湖，是安徽近代报业的起点，也是安徽近代报业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从1898年到1949年51年间，仅在芜湖主城区有据可查的各种报纸就达99种之多。在如此庞大的报业队伍中，由汪镕创办的《芜湖白话报》，却充满了诸多未解之谜，甚至有许多误读。
《芜湖白话报》，又作《白话报》，一直以来，都被认作是芜湖地区创办时间仅次于《皖报》的一份近代报纸，它在芜湖新闻史、报业史上，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关于这份报纸的记载却非常少。民国八年（1919）版《芜湖县志》中，只是在“报纸”一节中提及当时芜湖有《白话报》，但究竟是不是汪镕所办的《芜湖白话报》，还难以确定。最具体的记载，还是1993年版《芜湖市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桐城人汪熔在芜湖办《白话报》。次年，汪去湖南从事革命工作，被捕死于狱中。”短短一行字，似乎给这份《白话报》定了性。但历史，往往不按套路出牌。前些天，记者在翻阅当年的《湘报》《申报》《国闻报》时，意外发现我们之前对《芜湖白话报》的定义，存在着诸多错误。甚至连这份报纸的真实报名都没有说对。
1898年9月出版的《湘报》（第146期第4版）在“各省新闻”栏目刊登了一则《安徽试办皖报馆禀批》：“具禀选用中书科中书汪镕等为仿照湘报集股试办皖报馆，以益时务而倡导风气。”这份由汪镕领衔上书给当时安徽巡抚邓华熙的禀帖，详细介绍了创办皖报馆的缘由和设想。
1898年10月4日、5日，《国闻报》连续两天在第4版“东南各省新闻”栏目中，先后刊发了《录芜湖报馆条例》《续录芜湖报馆条例》。在《录芜湖报馆条例》其中写道：“芜湖为通商口岸，轮帆络绎。然界乎江宁安庆两省之间，自以两省为枢纽，归芜湖综其成，故立报名曰江皖日报。”原来，所谓《芜湖白话报》和“皖报馆”，只是一种略称，与报纸的实际名称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江皖日报》才是其真正的名字。
由于至今仍未发现《江皖日报》的原件，因此对这份报纸的创刊时间，也是非常模糊的。目前芜湖地方文献所记载的汪镕1899年创办这份白话报，但并无确实的史料作佐证，只是一个大致的推测。汪兴泉在1987年12月所编写的《芜湖报刊志》（未刊稿）中就说：“1899年（己亥）又有革命党人汪镕‘在芜湖创设白话报’，惜资料无存。”
而根据《国闻报》所刊登的那条《录芜湖报馆条例》可知，早在1898年10月份，汪镕即开始筹办《江皖日报》了。《续录芜湖报馆条例》则记录了这份报纸创办前的一个大致情况：“本馆资本特纠同志议仿泰西公司集股之例，招集股份二百股，每股英洋二十元，无论士商，愿入股者，每人自一股以至数股、数十股均听附入。先设维新报务公司于芜湖陡门巷二街，有志附从者请各将姓名、爵里、住址、行业先行开明，惠临本公司挂号注册。”对于这份神秘的《江皖日报》，是年10月11日《申报》的报道则更具体：“芜湖泾县诸绅有宦于湘省者拟集股购办机器创设皖报，缮就章程十数条禀蒙抚宪批准札行……日前已派人赴沪购办机器定铸铅字，不久即可开张。”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按照之前的规划，《江皖日报》创刊时间应该是1898年10月底至1899年初。
1898年的中国，白话文运动日渐兴盛，桐城人汪镕决定在芜湖创办一份白话文报纸。他在前期的筹备过程中，受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创办的《湘报》、严复创办的《国闻报》影响最大。这其中，汪镕在办报理念、报馆组织架构，以及董事会设置、股东权益等事宜上，多有仿效《湘报》。此外，重视时政类新闻报道和政论文章的发表，也明显仿效《湘报》模式，汪镕《安徽试办皖报馆禀批》中，就明确提出“仿照湘报创设皖报馆于芜湖”。而在具体的版面设置、栏目安排等方面的设想中，汪镕主要还是借鉴《国闻报》的样式。仔细阅读《国闻报》的版面，再对照《江皖日报》在《国闻报》上刊登的两则《条例》，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江皖日报》的版式设置，根据《录芜湖报馆条例》可知，“每日出正副双张。正张首列论说、电报，次译东西洋时事，以次蝉联刊录京津直省及本省本邑各新闻。”这虽然与《芜湖报刊志》所引用的《皖报馆章程》中所言：“前弁论说、次录电旨、次录公牍，次录本省新闻及外埠新闻，次录各国新闻及翻译泰西各报，另纸附登告白。”略有不同，但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前者的表述更为成熟、具体。《江皖日报》如此版面设置，跟《国闻报》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作为戊戌变法中的一张标杆性的报纸，《国闻报》从1897年10月26日创刊伊始，就不仅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也因其“就吾见闻，敬告天下”的办报主张，而迅速成为许多后来办报者的效仿对象。比如，严复在论及《国闻报》办报宗旨时，曾言：“积一人之智力为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专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而《江皖日报》在《续芜湖报馆条例》中也曾言：“广行传播，俾知天下之人，庶类之繁、时事之变迁、世运之盛衰、士农工商各得趋归一途。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此其时也。”不难看出他们在报道中外新闻以求变通，效法西方变法维新以求自强的宗旨，还是非常相似的。
再者，《国闻报》为了扩大影响力，还创办了一份旬刊《国闻汇编》，《江皖日报》虽然没能力做到同时出版一报一刊，但也在正常出版的报纸之外，设有一副张，随报纸一起发行，类似今天的报纸专刊。汪镕在解释这份副张的主旨时，就曾明确说道：“除全录谕旨、奏折忝刊外，并选各报中有益于身心学问，可以经世、可以传流者，名之曰《时务菁华录》，精其板式，俾能装订成书，阅者自获效益。”此举，相较《国闻报》，亦可谓“具体而微”了。
顺便说一下，《江皖日报》之所以被后人称作《白话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06年，芜湖曾创办过一份《中江白话报》。据1906年12月19日《申报》报道：“中江白话报将次出版芜湖 芜湖商会总理李仲絜观察发起在本埠创一中江白话报，已聘定黄健六张铁仁两君经理其事，冬月初旬即可出版。”这是一份连《芜湖市志》《芜湖通史》在内的芜湖地方文献均未见记载的报纸，其身世也是扑朔迷离。《中江白话报》与汪镕所创办的《江皖日报》时间相隔不远，再加上后世能接触到的相关文献又极为稀少，以致将二者混为一谈。
由于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发现《江皖日报》原件，所以对其真实情况还存在许多盲点，就连它具体的创刊时间，甚至是否真正出版过报纸，至今依然一无所知。上述这些新发现的几则史料，仅仅提供了《江皖日报》真实面目的一个大致轮廓，离历史的真相更近了一步。对于这份报纸，我们需要考证、厘清的史实，还有许多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