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佳佳
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小儿子就开始在家里反复念叨“在哪儿过年”，整日盘算着回老家过年的“宏伟大业”：玩冰溜子要挑屋檐下最长的那根，堆雪人得用隔壁爷爷家的胡萝卜做鼻子，放鞭炮要选“大地红”，响起来才够气派。他那股兴奋劲儿，倒让我想起了小时候。
那时的腊月，日子是数着过的。手指头掰到第十几根的时候，空气里开始飘起糯米和柴火的味道。打年糕总是在深夜，母亲提着浸好的糯米出门，我每次等得眼皮打架都等不到母亲回来的脚步声。第二天醒来，两大篮白生生的年糕已经摆在厨房里。“刚打出来还烫手呢，可以直接吃，可惜你睡着了。”母亲总会补上这一句，语气里藏着小小的遗憾。于是我每年都暗下决心一定要等到那一刻，却从来没等到过。
年糕要养在水瓮里，若任它在寒风里冻着，就会皲裂开一些细密的纹路，煮出来就少了那份糯韧。想吃的时候捞一条出来，和霜打过的青菜一起煮，汤是清的，年糕是白的，吃上热气腾腾的一大碗，特别满足。
有一年除夕前夜，父母临时有事，把我托付给隔壁的大哥哥。他比我大八岁，是个“孩子王”。见我无聊，他狡黠地眨着眼，压低声音问：“饿不饿？咱们烤年糕吃。”那会儿哪有什么烤箱微波炉，他变戏法似的拿来两块年糕，架在火桶的铁栏上——火桶就是南方冬天用来暖脚、上面盖着棉被的圆木桶，底下埋着炭火。不一会儿，年糕开始“滋滋”地吐着热气，表面鼓起一个个焦黄的小泡，那股焦香混着米香，在昏暗的屋子里飘散。我俩眼巴巴地守着，像守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刚烤好一面，他用火钳小心地翻个身烤另一面。待两面全部烤好后，等不及晾凉，我俩一边吹气一边咬下去，外脆里糯。正吃得满嘴黑灰，他父亲推门进来，见状刚要训斥，看见我俩花猫似的脸，愣了愣，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两碗面，每碗都卧着一个金灿灿的荷包蛋。
我们住在家属院，六户人家围成个“口”字。过年时我家永远最不慌不忙，别家年夜饭都摆上桌了，我家才刚贴春联。父亲裁红纸、研墨，屏气凝神地写，我端浆糊、递刷子，踮着脚贴。福字要倒着贴，窗花要对齐整，我的房门上还要贴一张自己挑的年画，年年换，年年都是新的期许和希望。
年夜饭是有规矩的。一定要有条红烧鱼，这道菜要从除夕摆到正月十五，叫“年年有余”；还要有炸得滚圆油亮的肉圆子，寓意“团团圆圆”；母亲总要数够十道菜，一道也不能少，她说这叫“十全十美”。开饭前得放鞭炮，劈里啪啦一阵声响后，待屋内檀香袅袅升起，一家人才围坐下来。父亲会小酌几杯，母亲偶尔作陪，我也能喝到心心念念的葡萄汁。年夜饭的菜实在太多，吃到后来只觉得肚子发胀，可父亲总会说：“年夜饭得吃口饭，哪怕就一小口。”这口饭，大概是寓意着新的一年能“有饭吃”，这是一份让人心安的朴素期许。
孩子们最盼望的还是放烟花。我只敢玩“仙女棒”，“嗤嗤”地迸着金火花，在黑暗里不停地画着圈，眼前一片璀璨繁华。有一年，院里最东边的邻居从市里带回一种新烟花，它冲上天炸开后，竟飘下了大小不一的降落伞，白的、红的，晃晃悠悠往下落。那年的除夕特别热闹，全院大人孩子一齐仰着头，跟着降落伞跑，撞在一起笑成一团。父亲为了帮我抢一个红色的降落伞，不小心滑了一下，扭了腰。那个除夕夜，他一边揉着腰，一边看我蹲在地上摆弄他抢回来的五六个“战利品”，笑得比我还开心。
守岁要守到晚上十二点。春晚里赵本山刚抖完包袱，外头已经有人家开始放鞭炮了。父亲也带着我出去，把一挂“大地红”摊在院子里，点着了赶紧往回跑。那炸开的红光映着雪地，也映着每个人亮晶晶的眼睛。
正月初一的早晨是被鞭炮声叫醒的。大人们端着茶杯，从最南头那家开始拜年，一家家坐过去，嗑瓜子、剥花生、说吉祥话。我们小孩也要规规矩矩地跟着，到每家说完“新年好”，才能获准聚在院子里疯跑疯闹。
现在的年，很多东西都有了。年夜饭可以订酒店，烟花能在手机上看全景视频，连拜年都能发红包搞定。可我还是会想起那些需要等待的年：等年糕打好的深夜，等烟花升空的刹那，等那句“过年好”说出口时，对方脸上绽开的笑容。
那些记忆里的声音和画面总会浮现。母亲说“可惜你睡着了”时温柔的遗憾，年糕在炭火上“滋滋”轻响，父亲写春联时笔尖划过红纸的沙沙声，降落伞飘飘悠悠落进手心的触感……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沉淀到岁月的最底下，变成生命里最厚实的底色。
20世纪80年代的年，朴素、热闹，带着人间烟火的暖意。它让我明白：所谓年味，从来不是多么精致丰盛的菜肴，而是有人愿意在寒冬深夜里为你提回一篮滚烫的年糕；是有人忍着腰痛也要为你抢一个没什么用处的降落伞；是哪怕世界再大，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总有一句“回来了”在等你。
就像那块在火桶上烤得焦香的年糕——可能烤得有点糊，可能烫了嘴，却是那个年代里，最实在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