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龙
晨光初醒，我走入城东的峨山体育公园，迎面是一群五十来岁的妇女，正从坡道上说笑着走下来。秋日的阳光透过枫叶的间隙，斑斑驳驳地落在她们舒展的眉宇间。那笑声是清亮的，溅在静寂的空气里，惊起了几声鸟鸣。公园的一天，便在这温煦的说笑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入园的小径右侧，是齐腿高的石楠，顶着鹅黄的嫩头，密密匝匝地挤着，像一群稚气的孩童，正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新世界。左侧，一排枫树挺拔而立，已是满身秋色。那经了霜的叶子，黄里透出些赭红，在微凉的风里飒飒地响着，如一列无声的仪仗，迎送着往来的游人。再往上，右手边是一片新植的槐林，每棵树干都还倚着支撑的木架，显出些娇嫩的怯意。林下的空地，便作了停车场，各色车辆静泊在斑驳的树影里。不远处，一池秋水边，竟有几丛木芙蓉，纤秀的枝头缀着粉盈盈的花，仿佛是哪位画家兴之所至，将春日的胭脂，点染在这深秋的肃穆里了。
我抬起头，峨山便赫然矗立在眼前。公园正偎在它的脚边。这山是繁昌城南的屏障，山势嵯峨，故而得名。一条峨溪，如碧绿的绦带，自山脚蜿蜒，穿城而过，静静地流淌了千年。
忽然想起清道光年间那部《繁昌县志》里的记载。说这峨山之石，是不可开的。明朝天启六年，因凿石建桥，城里竟起“妖火”，无端自燃，延烧数十户。时人骇然，以为山神震怒，知县遂立碑严禁：“峨山之石，永不可开，以消民灾。”石碑的冷峻，与山溪的温润，一同守护着这座城的安宁。
这守护，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清晨，被一声开山的巨响打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沉睡的优质石灰岩。峨山脚下，顷刻间立起四座水泥厂。机器的轰鸣与炸石的炮声，谱成了一曲粗砺的工业狂想。“机器轰鸣炮声隆，乡镇企业一片红！”一位乡干部当年的豪语，至今仿佛还能在风中听见。财富涌来了，村民变成了工人，乡镇增添了财力。那四座日夜吞吐烟尘的巨兽，曾是这个时代骄傲的图腾。
然而，它们啃噬山体的姿态，终究是贪婪的。青翠的山衣被粗暴地撕开，露出万仞石壁，触目惊心，人们无奈地笑称那是“地球的伤疤”。粉尘是无孔不入的幽灵，笼罩着村庄，也侵扰着城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地泥”，成了日常的叹息。我忆起一帧遥远的电视画面：央视的镜头里，几位下班的工人从灰蒙蒙的车间走出，满面尘灰，眼神疲惫。记者问其中一人，他只是坦然道：“家门口的班，能挣着钱。不上，去哪儿呢？”
在公园入口，我遇见了保安张尚新，一位60岁的老人。他的手指向公园下方那片整洁的楼宇：“家就在凤峨小区。”他平静地说，那些晨间遇到的妇女，多是他的老邻居，如今在园里做保洁。而他从20多岁起，就在这里的水泥厂做工。后来他看准机会，买了农用车，行驶于厂区与江边码头之间，运走水泥，运来砂子。他的半生苦乐，已与这山脚的尘土、机器的脉搏，牢牢系在了一起。
时代的浪潮，不曾停歇。新世纪伊始，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水泥巨擘落户江岸，它们能“吃干榨净”，将粉尘收回囊中。相形之下，峨山脚下这些工艺落后、经营困窘的小水泥厂，便走到了尽头。曾经伤痕累累的山体被小心翼翼地修复，重新披上绿装；粉尘弥漫的天空被耐心擦拭，变得空明纯净。那几个曾被泥灰包裹的村庄，也统一规划，建起了凤峨小区，与城东新区浑然一体。
直到2022年，这片沉寂多年的土地，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与使命——体育公园。一百八十多亩的旧厂区，仿佛历经一场深长的酣眠，终于在现代设计的巧思中苏醒。它温柔地接纳所有人的需求：孩童在树屋与轮滑场追逐欢笑；少年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在碗池里驭板飞旋；西山大草坪上，年轻人沐着阳光，闲谈或阅读；而林下的空地与广场，则是长者悠然漫步、随乐起舞的天地。这里甚至成了一座大自然的学堂，百种植物悄然生长，向不经意走过的少年，讲述着生命修复与共生的故事。
我登上公园的观景台，凭栏远眺。城东新区楼宇明亮，道路纵横。脚下，曾是机器怒吼、粉尘蔽日之处，如今满是孩子的雀跃、青年的奔跑、老人的安详。秋阳暖暖地铺洒下来，给每一片叶子、每一张笑脸都镀上了金边。
山风拂过，送来远处隐约的欢闹，与近处清甜的花香。我忽然觉得，那方“永不可开”的古碑，与眼前这片生机盎然的公园，仿佛完成了一次跨越数百年的奇异对话。守护的意义，从未改变，只是从古老的禁忌，化为了今日对绿水青山、对人间烟火的深情守望。
峨山依旧默默矗立。它曾付出石骨，滋养了一代人的生计；如今又敞开怀抱，抚慰着一城人的心灵。而那潺潺的峨溪水，想必也记得这一切。它映照过硝烟，冲刷过泥灰，如今，正将这片崭新天地的倒影，连同满天云霞，静静地，送往长江，送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