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佑宝
我们这一代人，常被称为“60后”，是幸运的一代人。因为在我们最渴望知识的年华，中国的乡村正悄然迎来教育的微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戴帽初中”应运而生——即在小学基础上增设初中班级。我，便是幸运的一员。回首那段清贫却闪亮的岁月，它宛如一幅由汗水与希望交织而成的画卷，永远定格在记忆深处。
1974年的春天，我从家门口的三里人民公社后冲小学，升入山泉中心小学读五年级。一年后小学毕业，便直接进入了由该校新办的初中班，成为这所“戴帽初中”的首届学生。
当我从低矮拥挤的草房教室，第一次踏进山坡上那栋由山泉村集资新建的十一间砖瓦房教室时，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激动。尽管课桌仍是学生自带，参差不齐，但讲台上老师翻开的课本，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
小学时只有语文和算术，而如今，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一个个陌生而神秘的词汇扑面而来。“分子”“原子”“光合作用”“经纬度”——这些如同天书般的概念，却像磁石般吸引着我们。我们如饥似渴地翻阅课本，对每一个新知都充满探求的欲望。
没有像样的实验器材，老师们便因陋就简，用电池、导线和小灯泡组装出简单的电路。当灯泡在老师手中“啪”地亮起时，我们屏息凝神，仿佛亲眼见证了科学的火花在眼前迸发。没有丰富的课外读物，我们就把课本反复诵读，字字咀嚼，句句铭记。那份对知识最本真的渴求，成了那段岁月里最纯粹、最持久的动力。
初中学业带来的新鲜与好奇，渐渐沉淀为艰苦却愈发充实的日常。我的初中生活，是艰苦与充实的奇妙融合。
说它艰苦，首先体现在最日常的午餐上。家境稍好的同学能带一小袋炒米或锅巴，而我最常见的“午餐”是蒸熟的红薯块。剥开焦黑的外皮，露出金黄软糯的瓤，捧在手心，既是果腹之食，也是精神的慰藉。有时干脆啃一口生红薯，写几行字，再啃一口，时间就在笔尖与口腔的交替中悄然流逝。
劳动课和课余时间，我们挖山开荒、种地施肥，学木工、车床，甚至把大块的方解石敲碎成商家需要的规格。放学回家，书包一甩，立刻变身田间地头的小帮手：割猪草、喂鸡鸭、挑水浇菜、烧火做饭，样样不落。手上磨出水泡，脚上沾满泥泞，但内心却很踏实。学习与劳动从未分离，反而相辅相成，让我们在泥土的芬芳中，体味生命最本真的充实。
这份充实，也来自于丰富的文艺生活。学校有文艺宣传队，我也是其中一员。课内埋头书本，课余则在老师带领下坚持排练。我曾作为主角，带领宣传队登上公社大礼堂的舞台，为乡亲们献上舞蹈和歌声。农忙时节，我们还组成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为挥汗如雨的社员们送去一段欢快的旋律或一曲嘹亮的山歌。
那样的日子虽辛苦，却因学习、劳动与文艺的交织而饱满丰盛。我们像一株株在风雨中拔节的禾苗，每一寸成长，都带着泥土的清香与阳光的温度。
在艰苦与充实的磨砺中，少年心事悄然萌发，青涩的年华里，奋发的信念愈发坚定。进入初三，座位固定，邻桌的男女同学之间，似乎多了几分微妙的亲近。私下里，同学们悄悄议论，一种如春草般青涩的情愫，在心底悄然生长。
但我们心照不宣地将这份懵懂深藏，转而化作笔尖下的力量。因为我们深知：唯有成绩，才是改变命运最可靠的阶梯。
初三的第三学期，是因学制改回秋季招生而增加的，我也开始了住校生活。恰在此时，县高中宣布面向全县招收重点班，这消息如同一道强光，照亮了所有人的前行路。全班仿佛被点燃，晚自习的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汇成一片。我们自发组成学习小组，互帮互助，连课间的十分钟也用来争辩难题。
班主任徐老师常对我们说：“你们是山里的孩子，起点或许不高，但只要肯吃苦，一样能飞出大山。”那最后的半年，是青春里最纯粹、最忘我的奋发。油灯熏黑了鼻孔，饥饿与疲惫消瘦了脸庞，但心中的火焰却越燃越旺。正是这份不顾一切的拼搏，最终托我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县高中的重点班。
如今，当我回望那段难忘的初中岁月，它早已沉淀为生命中最醇厚的底色。它教会我的，远不止书本上的公式与定理，更是如何在贫瘠中扎根，在平凡中坚守，在青涩中奋发。
那份在红薯与书本间穿梭的刻苦，在田埂与舞台间转换的充实，以及在希望驱动下不顾一切的拼搏，早已融入血脉，成为我面对人生风雨时，最朴素却最强大的力量源泉。
曾为我遮风挡雨的“戴帽初中”，最终也托举着我望见了山外的星辰。它早已不是一段简单的求学印记，而是一直伴随我走过人生四季的力量，温暖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