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放
恍惚二十年，常忆陈老师。
九月刚过，想起陈老师的诗句：“总是在秋天”，心境廓然，犹如长天。很多事情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消逝了，从唯物论的角度去看待世间万物，消逝才是真正的必然。但是，人类也正是在藉着这些消逝，留着那消逝的事物的最后的光芒，才得以获得教益，往前行走。
陈老师便是这光芒中的一缕。作为一个诗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很多，也奉献了更多。他的文学成就，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学史。除此之外，作为学生，更多记得的，却是那些为文为人的点滴。
流水滋润土地，并非浩荡，而是细无声。因此，陈老师对我们，对桐城文人的影响，也是细无声的。二十年后再看，这些细无声的影响，都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甚至结出了果子。
果子有大有小，但总是果子。这是陈老师希望看到的，也是很多人在看久了“桐城派”的辉煌后，所经常发问而得到的最恳切的回答。
一个地方的文化，必得有继承，有发扬，有光大。倘若只是在历史的荣耀中说话，那最后只能是自说自话。陈老师以自己的创作继承、发扬和光大了桐城文化。他应该是桐城文化在当代的一个节点。往上的承接，往下的绵延。这样的文化人，对一个地方来说，是有幸，也是应该更值得尊重与推崇的。
我自认师从于陈老师，虽然没有古来的那些拜师的礼节，但事实上，从陈老师那里，我懂得了很多。包括文学的意义，诗歌的意义，为人的意义。这些年，我从桐城迁居合肥后，经常在合肥见到一些当年与陈老师十分熟悉的他的朋友。他们往往会告知一些我从前不知道的事情，或者陈老师的轶事。他的喝酒的勇猛，他的为人的憨厚，他的为文的激情，他的处世的大度，更多的，是他的灵气，勤奋，甚至“拼了命地写作”。当然，也听到这些他的朋友们所复述的陈老师的话：“我有两个最满意的学生，一白一洪。”
这些都是令我感动的。人过五十以后，喜欢在沉默中想想过去。这样，就经常想到陈老师。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个意气风发的年代。小县城作为中国大地的神经末梢，竟也同样“意气风发”。我就是在那里开始写诗的。我的第一首诗纯属盲投，一个十六岁的小青年，将写好的诗塞进邮筒。三个月后，竟然发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省刊《鸭绿江》上。那时我还不认识陈老师，但知道他的名字，读过他的诗。后来有一回，在邮局里，看见一个敦厚的男人交寄一些巨大的信件，上面写的是《诗刊》，或者《星星》。我便远远地很敬重地看着这人，心想这或许便是陈老师了。
小青年腼腆，当时没敢上去喊一声老师。大概大半年后，应该是一九八六年春天，不知什么缘由，反正就是见到了陈老师。再后来，将自己稚嫩的诗稿请他看。再后来，就成了陈老师的学生了。
所谓师生，并非仅仅是课堂上的教学，也并非仅仅是挂在嘴边的称呼。而是为师者，能因材施教，启发学生心智；为学生者，能悟得师者教诲，举一反三，稍有所成。一教一悟，润物无声。记得有一年，陈老师让我读聂鲁达的诗，当时读了，觉出聂诗的大气、激情与充沛的想象力，然而感觉离自己却太远。直到这几年，再重读聂诗，才似有所悟。学诗，并非要学其全部，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足矣。
陈老师是九月离世的。每年九月，我都能想见龙眠山的苍松之间，老师静卧其中，融入他所热爱的桐城乡土。他一生没有离开桐城，可以说是真正的“赤子”。我却在十年前，离开桐城北上。离开后再回望，很多事情就清晰了。比如当年在石门冲，我们相约去大西北。那一趟西北之行，彻底改变了我对文学的思考。后来，我写作大组诗《苍茫》。陈老师看了其中一部分，说“算是走出去了”。
想起来，这大概是陈老师对我作品为数不多的肯定性的评价。跟随陈老师二十年，他很少直接说我作品的优劣，而是建议我多读书，读好书。他没有提起，我也不曾想过，二十年内，除了一次《安庆报》的桐城专版，还有一次我们从西北回来后写的诗歌，他推荐给《飞天》外，我们似乎有一种默契：从不推荐作品发表。这是真正让我后来的写作受益的：文章是自己的事情，严肃而公正地去写文章，发表文章，才是一个作家的长久之道。
陈老师去世后，很多人写了怀念文章。有人写到他的自行车，有人写到他的喝酒，有人写到他的爽朗笑声，有人写到他的“来桐城喝酒”的口头禅。凡此种种，说明了他值得写，能让人写，人们愿意写。在这个世界上，做到这些，也相当不容易了。早些年，我年轻时不在意这些，现在知道：这些都是一个人的修为，都是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
陈老师写过很多关于桐城的诗歌与散文，还写过一系列的桐城故里人物的小说。桐城“文都”的名称，也来源于他的散文。他于桐城文化的贡献，自当有定论。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不太触及桐城文化这个博大精深的主题。虽然写过《清香桐城》这样的散文，也有过几篇关于桐城人物的小说，但皮相得很，缺乏陈老师对故土认知的那种深度与热爱。直到近些年来，忽然觉得时不时地，脚底下泥土蓬勃，才明白陈老师当年写桐城的意义。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回避故乡。我在近年来的一些小说中，特意将桐城作为“双城故事”中的一极。我也希望在若干年后，能有人从我的作品中，读到一个小说家心目中的“桐城”。
二十年前，那天早晨，我接到白梦的电话，说陈老师走了。后来，在很多怀念陈老师的文章中，提得最多的词是“往生”。一个有信仰的人，无论在，还是不在，都是笃定和坚实的。陈老师逝世一周年时，《诗歌月刊》曾出过一个纪念专辑，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时，是水过草地，纵横汪洋；而将近二十年后，再来写陈老师，则是水过沙地，默然深沉了。
突然想到，我写这文章时，正是当年陈老师离去的年纪。沧海月明，恍惚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