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俊 文/图
在抗战史料的故纸堆中，一封写于1940年4月的书信引起笔者的注意。这是国学大师钱基博致芜湖籍抗日名将戴安澜的复函，字里行间既有学者的深邃洞察，更有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正是这封跨越学界与军界的信函，为我们揭开了烽火年代里一段特殊的跨界交流往事。
烽火中的学术对话
复戴安澜师长
奉大札，知于《孙子》精研有素，而撝谦过当，不以博为无似而辱称之，感愧何极！博谓士子以问学为职，犹之军人以战斗为职。然士子问学而不体之行事则放言高论，徒长客气！军人战斗而不本于问学，则有勇无谋，亦以败国。昔岳武穆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博则谓文人能晓事，武人能讲学，则中国不亡！伏惟麾下固读书之武人也！独博自惭文人不晓事耳！
（写于1940年4月，刊于1945年6月24日《湖南日报》）（图①）
此时的钱基博，54岁，已是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家。但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他的名字竟被其子钱锺书的光环所掩。正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院长王玉德所言：“钱锺书的光环把国学大师钱基博的光芒遮住了。”（《钱基博：一代国学大师》，《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而收信人戴安澜，时年36岁，安徽无为人，当时刚升任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此前一年，他率部参加桂南昆仑关战役——这场被称为“抗日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战斗之一”的战役中，第二〇〇师浴血奋战取得大捷，戴安澜因此获“狄青将军再现”美誉。
战火纷飞中，一位文坛宿儒与一位沙场骁将为何会鸿雁往来？笔者查阅戴安澜生前遗作，未发现有致钱基博函。在钱基博这封复函中，可以看出，戴安澜此前的来函是和钱讨论《孙子兵法》与用兵作战的。钱基博复函，对戴安澜不仅会打仗，还会论议用兵之道，表达了称赞之意，极言“武人能讲学，则中国不亡！”他认为军人只知道战斗而不研习学问，是有勇无谋，会“败国”，而戴安澜则是“读书之武人”，对其极是钦佩。这不仅是对戴安澜的赞誉，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时的深刻思考。
两位佼佼者的精神共鸣
戴安澜对兵法的钻研，绝非附庸风雅。他从小接受了较好文化和军事教育，1924年底，考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1926年毕业。
他一生好学，始终觉得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尤其是现代科学知识缺乏，时时痛感知识不足。于是，他利用公余时间认真读书，特别对数学、英语、社会、自然科学等学科用力。他还给自己定下了严苛的学习计划，拜能者为师。其1937年9月4日日记记载道：“余之英文，已在枪炮声中完成。数学一项，亦愿在枪炮声中完成之！将来学果有成，当名之枪炮声交响曲，今记于此，以待它年。”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张恺帆在《戴安澜将军·序》中评价：“戴安澜将军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操，不仅表现在临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而且表现于日常学习、工作、修身和治军的各个方面。他深知要最终战胜侵略者和振兴中华，需要知识和科学，他于戎马倥偬之际，仍手不释卷，勤奋攻读。”（张恺帆《戴安澜将军·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这种对“知”与“行”的兼顾，在其军事实践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戴安澜在1939年1月担任第二〇〇师师长不久，为全面总结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仍旧存在的不足之处，根据自己历次参加战斗的经验，写出《磨砺集》一书，作为练兵教材。同为无为老乡的教育长徐庭瑶为其书作序，高度肯定：“安澜师长出其十余年来练兵作战之经验，编为此书内系实际动作，具体方法，朴质少谈理论，最合今日抗战教育之需用，名之曰‘磨砺集’尤见意义深重，盖军队教育不徒以完成战斗技术为满足，精神教育尤为重要。”昆仑关战役中，因背部受伤，在休养期间，他又写下了《〈磨砺集〉续集》，不断丰富练兵内容。同时，他针对军队和社会中存在贪生怕死、贪财好色的现象，用游仙体形式写下了讽刺小说《自讼》。他还时常手抄《孙子兵法》“以供各官长研究用兵之参考”（图②），更直接印证了钱基博对其“读书之武人”的评价。
而钱基博的“谈兵”，同样源于深沉的家国情怀。这位在国学与教育领域深耕的学者，抗战伊始，因目睹国难日深，又重拾少时志趣，决定研习中外军事著作，开始谈兵。他认为，书生虽不能用兵，但不妨谈兵，由谈兵而知兵，在己，可以临危不惧，志气不挫；在国，可以知兵而用兵，更好地指导抗战。抗战期间，他写出了《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孙子章句训义》《欧洲兵学演变史论》《斟今论》等兵学著作，以及散落各类报刊的谈兵之作，希望“通过文章著述来兴起民志”。这些研究，“不仅把整个中西战史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内，详征博引，推诸本末；而且体大思精，见解卓越，对于刚刚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起到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反思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傅宏星《钱基博兵学佚著汇考》，《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以一介书生之资位，论政无忌，谈兵不止，竭忠尽智，经世致用。”（傅宏星《校订后记》，《钱基博集·潜庐经世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其时，他除了与戴安澜交流，还与李默庵、王耀武、丁锦等将领有交往，有书信往还，分析时局，讨论时事。这在当时的学术圈，显得尤为特立独行。
钱基博的一腔爱国热忱，更体现在直面现实的勇气上。抗战时期，钱基博频繁在报刊上发表时评，议论战事，甚至受邀到部队演讲。他写的有些文章，儿子、学生都不敢寄出，偷偷删改了才寄出发表。如“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钱基博迅速于12月快邮代电，“警告国民党巨头诸公”，强烈要求“蒋介石北上，督同张学良用武力收复东北失地；用实力援助马占山；坚持日本无条件撤兵；绝对拒绝日本在东三省自由剿匪的要求；绝对否认锦州中立区；不承认天津共管”等，并正告执政者如违反国民之公意，国民可“不纳租税，不承销公债”或诉诸罢课、罢市、罢工等手段。杨绛说，爹爹“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据杨绛回忆，文章写好后，钱基博让学生吴忠匡挂号付邮。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钱锺书商量。钱锺书也不敢提反对意见，怕适得其反，就和吴忠匡把文章中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登出后，钱基博发现文章被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说什么。（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一次跨界交往的时代意义
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正是这种共通的爱国情怀，让文人钱基博与武将戴安澜这两位不同界别的佼佼者产生了交集。他们的交往，也许在宏大的抗战史中只是涓滴细流，却生动诠释了“同心抗战”的深刻内涵——无论身处学界还是军界，无论以笔为刃还是以枪卫国，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始终同频共振。这段往事，不仅为二人生平史填补了空白，更丰富了近现代文化史的内容。当钱基博在函中写下“文人能晓事，武人能讲学，则中国不亡”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这句话恰是对两人精神契合点的最佳注解。
1942年，戴安澜率第二〇〇师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在缅与日军打了数次重大战役，消灭大量日军。5月18日，在郎科地区遭遇日军伏击，戴安澜在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5月26日，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伤重不治，壮烈殉国，年仅38岁，成为第一位在国外牺牲的中国军队高级将领。1948年，戴安澜灵柩迁抵家乡安徽芜湖，葬于芜湖小赭山。
1957年11月21日，钱基博溘然长逝。
烽火已熄，丹心永存。钱基博与戴安澜的跨界交流，恰似抗战史诗中一段悠扬的插曲，让我们在枪林弹雨的记忆之外，更看到一个民族在危难中所迸发的文化自觉与精神合力——这种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