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步华
芜湖小说快速发展，正与其省域副中心的战略地位迅速接近，并开始发挥出应有的助力作用。虽然小说虚构的特质决定了这一文学体裁在地域文化传播方面没有显著扩散优势，即使产生效应，往往也会滞后。但这方面成功实例仍然很多，如雨果的巴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王安忆的上海，对于增进读者对当地的了解起到无可替代作用。在这篇抛砖引玉之文中，本文作者无意拿芜湖作家和大作家作比，想到这个命题是作者注意到芜湖部分作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或出版、或刊发于全国各地文学期刊的作品里，芜湖地域文化元素正像浪花一样跳跃在文学汪洋里，它们暂时还不够醒目，也尚未形成引人注目的现象，却已有可喜开始，即以弱小存在凭借文学持久生命力，在书页和网页里，在读者脑海里，通过不断频繁闪现地积少成多，逐渐引起缓慢的兴趣和关注。
限于篇幅，本文仅锁定近三年部分出版或刊发的小说作为评述对象，这并不意味本文作者有意忽视此前一些作家的成果，他们有过的努力不仅为后起之秀起到激励作用，也为芜湖小说当下发展提供了写作借鉴。譬如谈正衡获安徽文学奖的《芙蓉女儿》，李圣祥《李木匠的春天》和董金义《沿着河流》等，还有众多刊于全国各地期刊的中短篇小说，它们均以芜湖（或曰江城）行政区划范围（含区县）内的区域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地理空间，又让这一空间里人文元素发挥重要作用，完成情节推进和人物塑造。小说特质会使特定地域进入文本之后发生属于文学的蜕变，与真实存在相映成趣，魅力挥之不去。
汪成友2024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光明到永远》，是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电力作家协会的重点文学创作课题。小说以明远电灯公司兴衰为主线，全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当代芜湖乃至安徽百年电力画卷，描绘出芜湖工业文明初始阶段发展轨迹，对电力及电力主要人物涉及的芜湖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变革的重大事件钩沉索引，涉及中共党组织在明远的活动，展示了芜湖在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使得小说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地域特色。小说还勾勒出芜湖当时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使得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小说着重塑造了以郑兴州为代表的第一代电力人的群像，充分表现出芜湖人民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和实业救国的情怀。他们的命运沉浮与芜湖的发展紧密相连，反映了政治变革和芜湖地域文化对人物性格及命运的深远影响。
朱幸福正值创作高峰期，三年发表近四十篇小小说（占比最大）、短篇和中篇小说，浏览其作品如读江南人文简史，有西河老街，这条街上的窄巷、徽派防火墙、飞檐和天窗，有梅雨季节里的青弋江，还有水阳江以及更细小的河渠沟汊，笔下人文江南有着有声影像的律动。朱幸福也最接地气，多以写周围的人和事为主，成为法庭陪审员以来，又获接触案情卷宗机会，创作更是如虎添翼。小说是独立文学体裁，真实环境土壤生长出虚构的人和事，附加功能就是读者可从作家视角了解这片土地。以他的《界址》（《莲花周刊》2024年8月27日）为例，初读容易忽视的地域文化元素如沚水镇，它显然是对湾沚镇的变通引用，锚定地理坐标和增厚小说历史底蕴。司法所调解员老马是主角，写了三个与土地有关的小故事，其口头禅“猴子不上树，多敲一遍锣”听起来耳熟，正是江南一带流行的乡间俗语，陈二、刘三两家作为陆村大姓，一定程度上又反映出皖南地区宗族观念的根深蒂固，而矛盾化解，说明这一观念正在时代变迁中淡化。
李宗德中篇《女友》（《鄂尔多斯》2024年第2期，《作品与争鸣》2024年第4期）中，吕晓明散养土鸡的白云山，就在南陵境内，土鸡以野外寻食为主，肉质鲜嫩，故曰“土鸡”。白云山常年白云缭绕，物候上有别于太丰圩水网地区和水闸村丘陵区域，特定地理环境为人物塑造提供了个性空间背景，也为故事发展营造出皖南乡土氛围。他另一中篇《对弈》（《湘江文艺》2025年第3期），开篇首句话就是“陵阳大热”，以此作为故事锚点，一下就进入地域文化肌理之中，为人物冲突的地域辨识埋下伏笔。其自然环境、民俗仪式、生活细节围绕锚点逐步展开，人物（捕鱼、制茶）、日常（山间赶圩、江畔祭祀）均能让读者直观感受到这种故事只能发生在陵阳。而传统屠宰的终结，和新式茶庄棋室兴起，及至“未下完的棋”，本质上亦是地域文化求变的必然。李宗德显然在通过地域文化的锚定，让作品走出更远。
黄在玉这方面的努力也很有成效。短篇小说《赶夜人》（《翠苑》2023年第3期）里的“赶夜”贴合皖南山区昼短夜长、山路崎岖的地理特征，火把、蓑衣更是皖南人应对山地夜路的传统装备。短篇《一条滞留的江刀》（《阳光》2023年第4期）中的江刀，是芜湖长江段标志水产，具有地域生活符号含义。中篇《红星碑》（《神剑》2023年第8期）将皖南红色记忆与乡土特质相融，村口老槐树也是皖南乡村传统聚集空间，承载村民议事、怀旧功能。红星碑更是尽显地域红色文化的厚重。《小人书》（《延安文学》2024年第6期）中的半山半圩，南埂圩区的裁缝铺、山区林场与山塘，杀年猪、认干亲、复山等习俗体现了乡土伦理，孬子、萝卜响等方言灵动鲜活，小人书既是童年信物，也是重情守义的象征。
徐慧莉短篇《神秘七彩湖》（《生态文化》2023年第3期）篇幅不长，却出现江城、绿影小学、铁画的故事和“鸠兹广场”这些标志性词汇，匠心可鉴。张诗群中篇《鸢尾花开》（《安徽文学》2024年第5期）里没有写明地域文化元素具象，却通过局部隐性关联呈现出地域特征来，如“桃村的地形”和“枝叶繁茂的季节，除了一些小杂树和无人打理的野茶，满眼只是茂密的蒿草和芭茅”的描写，就是证明。何世平中篇《白狐》（《延安文学》2024年第4期），采取与张诗群相似文法，小说里的闻逸凡出生在镜湖区张家山，对他去过的圩区水塘和十峰水库，就有地理暗示作用。程金州的中篇《外滩》（2025年第4期）故事发生在上海，主人公却来自源于黄山流经南陵的孤峰河畔，可谓意味深长。青年作家葛维敏生活在水阳江和青弋江之间的凤凰山下，在小小说《二诸葛转型》（《作家天地》2023年第11期）、《分红》（《安徽文学》2024年第12期）里，都有鲜明地域印记。
上述难免有遗珠之憾。芜湖所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它在全省的重要地位，也赋予了文学写作者更大的使命，作家运用小说从文学艺术角度开辟让外界了解和解读这一城市的特殊路径，重在构建超越时空的文化记忆载体与精神坐标，长期联结地域历史、风土形胜、世态人情、民俗演变和人文传承。目前外界通过小说获取到的芜湖地域文化的信息还很微弱，远没达到传播效果，朝着这方面努力的远期意义在于它有着双赢预期。一方面地域文化锚定的小说，可以大幅增加作品个性辨识度，利于存世。另一方面，更多读者通过小说了解到的地域特色文化，经积淀能够自然升华，开拓文学以外的联想空间，这是其他形式都很难达到的自在高度。预期的路途虽然遥远乃至难以如愿，但方向既定，即可义无反顾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