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鑫玲
村里的小木桥头旁，小香站在那儿等我，说：“老师一大早就出发了，听说是调到离县城很近的学校。”说话间，她将两只小手里拿着的一盒粉笔、一沓线装的讲义稿给了我，“这是老师给你的，也给了我一份，他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对于我俩当时的表情，历经四十年已无从记忆。只是记得，心里很失落，一位新来的好老师在教完我们一年后就调走了。那时的山区很穷，教学条件落后，没能留下这位年轻优秀的教师，就连调走时他留给班上学生的也只是为数不多的粉笔和讲义稿。粉笔是让我们用来练习写字的，讲义稿是平时收集起来的，背面可用来打草稿。
老师很年轻，二十来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满是活力。我有幸成为这位新来老师的一名学生，那年我十岁，上小学四年级。老师教的是语文，课讲得很好，发音也很标准，前鼻音、后鼻音咬得很到位，不像之前那位讲课时常会带点方言腔的老教师。新老师的板书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收放有度。正是因此，我们班上的好多同学在他的影响下，竟然也渐渐改掉了一贯写字马虎、潦草的现象。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汉字的笔画、间架结构、笔顺产生了兴趣，在田字方格上写起字来总是很带劲。课余时间也会找来粉质的小石子在青石板上模仿着老师的字体涂鸦起来。
老师不仅带我们语文，还教我们音乐、图画（美术）。师范学校毕业的他，教这些并不难。难的是，当时上音乐课是复式班，也就是两个年级的学生合并在一起上，那时一个年级的学生也有三十多人，两个班加在一起，人可多了，三四个学生挤在一条长板凳上，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叽叽喳喳的，整个场面就像生产队里开大会。老师没办法，只能提高声音、拉大嗓门，一边叫大家安静，一边教大家识谱、唱词，所以每次音乐课后，再上课时，他的嗓子总是哑的。
老师的生活是俭朴的。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从村头路过的只有一班不很准时的班车，老师在村里学校有时一待就是一两个月，衣食都得靠自己打理。学校有菜地，他也会像其他教师一样学着种点儿，可是老师年轻，没经验，总种不好。不过在当时，村里小学是“派菜”的，也就是班上每个学生轮流从家里带点菜给老师。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会在“派菜”那天拿点好菜给老师。我家兄妹多，生活困难，给老师的“派菜”每每都是些青菜、萝卜，或者一碗黄豆。对此，我是常埋怨我爸妈的，说别人家拿的都是“好菜”。有一次，快到端午节了，父亲一大早从豆腐店里买来两大块豆腐，放在“葵花大碗”里，让我拿给老师。我兴高采烈地去往学校，站在老师房门口，声音大大地叫了老师，说是给送菜来了。老师只收下一块豆腐，另一块叫我放学后拿了回家。
老师给我记忆最深的，是带着我们班几个同学参加乡中心学校“六一”前夕举办的硬笔书法比赛。当时没有车辆，大家要走十几里的山路。那一个清晨，天空刚泛白，老师就带着我们赶往乡中心小学。因着老师的用心和大家的用功，那一次竞赛，我们几个都获了奖，分别是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后来我们拿到了奖品，我的奖品是：一本软面抄、一个铁皮铅笔盒，一支铅笔、一块带香味的橡皮擦。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重的学习用品了。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农村孩子开始有了上学成才的梦想，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时间过得很快，书法竞赛后，就快放暑假了。也不知班上哪个同学得来消息，说是学期一结束，老师得调走了。可孩子终究还是孩子，同学们哪管那么多，上学、放学，打猪草、放牛、洗衣服，帮家里做家务或是“跳格子”“捉小鸡”，农村孩子童年生活天真无邪丰富多彩着呢。再说了，老师可从来没在班上讲过，也仅仅是听说。
期末考试很快结束了，学校放假了，老师真的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