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瑶琳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群众路线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战略定位、政策实践与组织动员的全过程，形成了独特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抗战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将战争的根基深植于民众之中，以系统的政治动员、广泛的社会改革以及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形式，构建起“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战争格局。
一、战略定位：以人民战争的总体战略锚定历史主动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战争理论为核心，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抗战实践相结合，将人民力量转化为扭转战局的历史主动性，实现了从被动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根本性转变。
1.战略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基石，确立人民战争的总体战略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系统阐发“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论断，指出抗日战争的本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战争”，唯有动员全民族之力，方能扭转敌强我弱的态势。如在战略防御阶段，以运动战配合群众性游击战迟滞日军攻势；在战略相持阶段，依托根据地建设与减租减息政策巩固群众基础，使敌后战场成为消耗日军主力的主阵地；在战略反攻阶段，动员全民力量实施全面反攻。这种战略设计，既遵循了战争规律，又彰显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2.战略实施：以制度化的动员机制激活人民战争的实践伟力
洛川会议确立的“全面抗战路线”，明确将“动员一切力量”作为战略核心。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力量体系建构，实现了正规军与群众武装的战略协同；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保障各抗日阶级在根据地参政议政的权利，将政治民主转化为战争动员的凝聚力；通过“大生产运动”破解经济封锁，使发展生产与支援前线形成良性互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将军事斗争与群众运动深度融合，如民兵“麻雀战”“地雷战”等战术创新，使分散的社会力量转化为具有高度组织性与战斗力的抗战洪流。
3.战略主体：以动态发展的“人民”概念凝聚最广泛的抗战力量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一政治论断奠定了人民战争的社会基础。随着抗日战争的推进，“人民”范畴进一步扩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将“一切为着前线、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而奋起的军民”纳入“人民”范畴，实现了阶级联盟与民族阵线的有机统一。这种对“人民”内涵的开放性诠释，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主体的理论逻辑，又适应了抗日战争作为民族解放战争的特殊性，使人民战争超越了单纯军事范畴，升华为全民族、全社会的总体战。
二、政策实践：以制度性安排保障人民主体权益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实践，深刻体现了“为了人民而战”与“依靠人民而战”的辩证统一，通过调整土地政策、经济民生建设与民主政治实践的制度性安排，既保障人民主体权益，又激活了社会各阶层的抗战动能，将民生需求转化为战争优势，构建起全民抗战的社会基础。
1.调整土地政策：重构阶级关系，激活农村抗战潜力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议题，亦是动员农民抗战的关键。为兼顾农民利益与统一战线需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通过“二五减租”与“分半减息”的制度设计，既削弱封建剥削，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避免阶级矛盾激化。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中明确指出：“减租减息必须发动群众斗争，而不是恩赐。”这一政策重构了农村阶级关系，使“耕者有其利”与“抗日有其责”形成良性互动，将农村社会物质基础转化为持久抗战的动能。
2.经济民生建设：破解生存危机，巩固军民共生关系
面对日军封锁、自然灾害与财政困境，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保障民生”为方针，实施双轨策略：一方面，开展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的大生产运动，通过“变工队”“互助组”等组织形式，整合劳动力资源，推动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推行“精兵简政”以节流，通过裁冗员、减层级、规范财政开支，陕甘宁边区公粮征收量下降，民众负担显著减轻。在两项政策的协同下，根据地实现经济自足，军民关系从单向供给转为共生互助，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根基。
3.民主政治实践：创新权力结构，凝聚多元抗战合力
为将政治民主转化为抗战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该制度通过法定比例保障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与中间派各占比三分之一，以制度化的权力共享模式吸纳开明绅士、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治理。这些制度安排使各阶层得以制度化地参与政权运作和社会治理，有效化解阶级矛盾，将原本对立的阶层转化为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同舟共济者”。这种民主实践打破了传统官僚体制的封闭性，使民众从“被统治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为抗战决策注入多元智慧，亦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积累了宝贵经验。
三、组织动员：以系统化的群众工作网络激活社会能量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系统化的群众工作网络为纽带，将分散的社会力量转化为组织化的抗战动能，通过组织渗透、武装体系整合与群众路线实践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实现了“军民融合”的人民战争格局。
1.组织网络渗透：构建基层动员的“毛细血管系统”
1937年洛川会议确立了“全民族动员路线”，要求将组织触角延伸至乡村社会最底层，以“组织力下沉”破解传统动员的碎片化困境。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统筹战时资源，创设“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群众团体覆盖各社会群体，形成纵横交织的动员网络。在大生产运动中，“生产合作社”“变工队”等经济组织与军事动员深度融合，使劳动生产与备战支前形成良性互动。这种“组织嵌入社会”的模式，将个体抗战热情转化为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2.武装体系整合：打造“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军事架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位一体的武装体系，破解敌强我弱的军事困局，通过联合收编地方民团、自发抗日武装及国民党溃兵，将其改造为纪律严明的民兵与地方武装。其中，主力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执行机动作战，歼灭敌军主力；地方武装固守根据地，保卫民生；民兵则依托地道战、地雷战等战术袭扰敌军，形成“全民皆兵”的威慑。
3.群众路线实践：锻造党民协同的“生命线工程”
中国共产党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机制，将抗战决策与群众利益深度融合。如“诉苦会”“算账会”等动员形式，唤醒农民阶级觉悟；“合理负担”政策按家庭经济能力分配抗战义务，避免过度消耗；严格的军纪塑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人民军队形象，群众也由衷地支持人民军队。这种“军民鱼水情”的实践，使党与群众形成“目标共识、行动协同、利益共享”的正向循环，为持久抗战提供了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