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一中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新四军第七师依托皖中地区的山河屏障，以皖中巢无地区为核心，创建了全国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的皖江抗日根据地。这里不仅是前线作战的堡垒，更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下，摸索出一套兼具韧性与活力的战时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成效卓越，使七师成为新四军各支部队中军费最充裕、伙食最优质、装备最精良的队伍，赢得“富七师 甲全军”的美誉，堪称敌后抗战经济保障的典范。
一、破生存困局：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
皖南事变后，新建立的皖江根据地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动势力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根据地一度仅能控制无为、巢南、桐东等零星区域，原有商业网络陷于瘫痪，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为突破困境，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置于首要位置。
1942年春，皖中区党委发布《关于开展生产建设的决定》，将大生产运动列为党政军中心任务，迅速掀起全民生产热潮。七师主力部队率先垂范，利用战斗间隙大规模开垦湖区滩涂与丘陵荒地。据1944年9月吕惠生烈士日记所载“增产统计表”显示，仅临江地区当年即开荒3800余亩，实现了“战斗队”与“生产队”职能的结合。此举不仅增加了物资供给、减轻了民众负担，也锤炼了部队，密切了军民关系。
根据地同时坚决贯彻党的土地政策，逐步开展“二五减租减息”行动。1941年6月，皖中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相继颁布《二五减租试行办法》与《减息法令》，明确规定地租额降低25%，并对债务关系进行严格限定：利息超过本金一倍者停息还本，超过两倍者本息全免。政策实施采取政府、农抗会、七师工作队三级联动机制，以无为、临江为试点。各村普遍成立由开明地主参与的评租委员会，通过逐户土地丈量、产量评定及结果公示等程序确保落实。至1943年秋收，全区共完成32.5万亩佃田减租，累计减收稻谷25万余担，显著改善了农户生活，极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此外，根据地还着力引导发展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为本地工业提供原料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这一系列经济举措，有效巩固了抗日后方，显著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赢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群众基础。
二、建流通网络：统制与自由并重的贸易创新
与同时期陕甘宁边区“自力更生”相比，皖江根据地更侧重利用区位优势，突破敌人封锁、开辟商贸流通渠道，形成“内外双循环”的特色贸易。皖江地区土地肥沃、水网密布，是天然的“鱼米之乡”，且毗邻日伪核心统治区，具备开展贸易的区位优势。1941年5月，皖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其下设的货物管理局（后改为皖江贸易总局）统一领导贸易，逐步建立起“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体系。
对内自由，激活市场。首先，大力鼓励民间自由贸易，取消非管制物资的流通限制，积极吸引江浙沪等地商户投资兴业。例如，上海煤业资本家潘以三、芜湖运输业者杨大炎相继投资开设了煤矿、肥皂厂和运输队等产业。其次，着力发展合作社经济，组建消费、纺织、榨油等类型合作社，坚持公私两利原则，有效解决群众日用品供应难题并显著减轻其负担。1944年上半年，仅无为县联营社就为群众节省购盐支出540万元，成效显著。此外，持续壮大公营经济，设立如“集成号”商行、大江银行分支机构等公营机构，使其在军需生产和物资调剂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带动百余家民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最终形成了“公营引领、民营补充”的良性经济格局。
对外统制，打破封锁。贸易总局统一组织对粮食、食盐等核心战略物资实行国营统制，牢牢掌控经济命脉。1943年通过调控芜湖米市供应，有效影响周边粮价，迫使敌占区商人用工业品换粮。同时，开辟汤家沟自由贸易区、二坝商港等“窗口”，开展有计划的以粮换物经济活动。依托“集成号”商行、“裕民”商行等公营机构，运用统战力量与沦陷区建立秘密贸易网，出口粮油棉等土产，换回炸药、西药、通讯器材、钢材等急需的军需物资。
这种“统制”与“自由”相结合、公营主导与私营补充并存的贸易策略，是皖江经济工作灵活性与实效性的集中体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中成功开辟了生存与发展的经济通道。
三、铸金融基石：货币主权与轻税惠民的财税改革
面对法币恶性贬值、日伪币扰乱、交易混乱的困境，皖江根据地深刻认识到掌握金融主权和建立公平税制的重要性，在金融与财税领域实施了关键性改革。
金融自主，稳定币值。1943年初，皖江行政公署果断决策，在极其简陋条件下创建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大江币发行遵循“三防一基金”原则（防伪、防假、防滥发，以充足物资为基金），以根据地内储备的粮食、棉布等实物作为坚强后盾，确保了币值稳定和信用。同时，银行还推行低息信贷政策，春耕、救灾贷款免息，特种贷款甚至承担商人半数损失，有力促进了生产恢复发展。通过坚决驱逐伪币、严格限制法币流通，到1943年底，大江币成为根据地唯一流通货币，其稳定的购买力深得民心，甚至吸引了敌占区商贩前来兑换。
财税革新，利民固本。根据地彻底摒弃旧政权的掠夺性税制，构建了以“合理负担、利民固本”为核心的“轻税、广源、累进”新型财税体系。农业税方面，废除国民党数十种苛捐杂税，仅保留少量低税率税目，且严格贯彻“地多多出、赤贫减免”原则，明确规定佃农与地主共同承担税负，有效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关税方面制度创新尤为突出，根据地在汤家沟等交通要道设立48个货物检查所，实行“一站过境税制”，同时推行科学灵活的差别税率。根据地急需的食盐、药品等实行低税或免税，粮食等基本物资适度征税，奢侈品与资敌战略物资则禁运或课以重税。这一系列的改革显著减轻了民众负担，促进了商贸流通，使根据地税收收入稳步增长，成为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地收入从1942年2479万元增至1944年1.5亿元左右，自身壮大的同时积极支援抗战。1944年即上交新四军军部4400万元，并多次支援二师、五师等兄弟部队发展。
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实践，远不止于战时生存的权宜之计，更是一部在极端环境下探索自主经济建设的教科书。它核心在于：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激发军民内生动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灵活运用经济规律；牢牢掌握经济命脉，确保独立自主发展。这段“烽火中的经济奇迹”，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其蕴含的依靠群众、改革创新、独立自主的精神内核与实践经验，对于今天我们在复杂环境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仍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是党领导经济建设宝贵历史财富的璀璨篇章。
作者单位：中共无为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