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齐
一个温暖而又温馨的下午，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2025年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在手机上收到了芜湖画家赵鸿恩先生的女儿赵咏梅的节日问候，一张美丽的贺节图片、一条短信：“有空回芜湖吗？”这来自故乡的问候拨动了我的心弦，思乡之情又满溢出来……
我与赵鸿恩先生交往虽然不多，但印象极为深刻。他是芜湖第一代版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今年应当93岁高龄了。赵鸿恩的作品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闻名全国，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偶像级画家。
上世纪50年代末，我就读于“新芜路第一小学”。当时经常在《芜湖日报》上看到赵鸿恩先生的作品。芜湖日报社位于学校的斜对面，紧挨着当时最好的电影院“人民电影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二哥应天蓝去报社办事，我怀着好奇心一同前往，见到了赵鸿恩先生。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位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白衬衫系在一条蓝灰色的裤子里，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大大的眼睛透着饱满的热情。二哥告诉我，他是《芜湖日报》的美术编辑、画家赵鸿恩老师。
再次让我感到意外，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其时，我已开始尝试着刻制木刻版画。1966年，来到大上海，眼花缭乱之际，我如饥似渴地寻找能够学习绘画的书籍，寻觅那些在芜湖看不到的美术作品。在上海南京路的美术书店里，我找到了一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木刻选集》。翻开前几页，见到的是当时在全国有名的版画大咖作品，如黄新波、晁楣、正威、陈天然、黄永玉等等，紧接着就看到了赵鸿恩先生的两幅版画作品《五月的矿山》《供销社的新货》。真是他乡遇故知啊，我因意外而兴奋不已。之前看到赵鸿恩先生的作品是《芜湖日报》上发表的，印得不会太大，看不太清。现在出现在制作精良的画册上，图像清晰，刀痕毕现、黑白分明，效果迥然不同。作为一位热爱木刻的少年，面对作品除了倍感亲切就是崇拜。
我特别喜欢木刻《五月的矿山》。画作弥漫着某种特别真切的生活氛围：一群矿工，刚刚下班，他们随意交谈着，黝黑的脸上绽放着笑颜。一位矿工轻松地点燃着手中的香烟，劳作后的松弛与惬意十分传神。他们的身上散发着粗犷豪放的气息，透着生命的律动，这一切在不经意间将你带入劳动现场，仿佛置身其间，我被这生动的矿工群像彻底征服了。
再看另一幅木刻《供销社的新货》，表现的是偏僻闭塞的山区有了电力能源的新鲜事儿。千家万户有了电灯，带来了光明。赵鸿恩先生却没有表现宏大场景，他选取了一位老太太和一位年轻妇女，满怀喜悦地在山村狭小的店铺里选购电灯泡的情境，如此艺术表现可谓独特，让我想起齐白石先生的水墨画名作《蛙声十里出山泉》，白石老人在画中偏偏不画一只青蛙，只画了几颗小小的蝌蚪，在山泉里顺流而下，意在画外，声在画外。如此巧思与赵鸿恩先生的版画《供销社的新货》，在艺术上可谓异曲同工，是艺术审美的传神妙笔。
当时，《五月的矿山》《供销社的新货》两幅版画作品风靡全国，在各类刊物报纸上多有发表，奠定了赵鸿恩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于中国版画界的地位。之后数十年间，他刀耕不辍，佳作频出，而我忙于工作、生计，忙于学习、创作，很少见到赵鸿恩先生。这期间，记得我们有过两次邂逅，一次是在垂柳依依的镜湖之畔，一次是在芜湖百年老店“耿福兴”的大堂。每一次见面我们都很感意外与兴奋，除了谈艺术还是谈艺术。他对我的版画探索取得的成绩赞叹有加，鼓励多多。之后我去了深圳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2023年，我受芜湖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开始了对于“芜湖版画群体”的课题研究。芜湖版画发展历史跨度70余年，但年经日久，物是人非。在收集、整理、查阅了1949年以来大量的与“芜湖版画群体”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史料之后，深深感动于芜湖第一代版画家：如吴午、柳文田、易振生、崔之模、陈一新、章志敏、章开森、臧玉华、李代贤、黄文荣等为芜湖版画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赵鸿恩先生是这一代版画家中健在者，也是非常杰出的重要一员。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赵鸿恩先生竟然从未学过美术，他毕业于芜湖内思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是一名工科生。这一点在与赵咏梅的交谈中得到了证实。她告诉我：父亲对于版画的学习完全是无师自通，自己摸索出来的。究其缘由，是因为当时有一位外籍教师送给他一套德国的绘画工具，赵洪恩先生带在身边，用以绘制一些工业上的机械图纸，同时也诱发了他对于绘画，尤其是木刻版画的兴趣。
中国的“新兴木刻”是鲁迅先生倡导的，于1931年在上海内山书店举办了“木刻讲习会”，从而成为中国创作版画的发端。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此，赵鸿恩先生自习木刻，在早期的版画界亦为常态，但他无师自通，一出手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艺术境界，实属罕见。
在我的印象中，赵鸿恩先生为人处事低调内敛、不事张扬，因而他的作品与才华随着世事变迁或许少为人知。他似乎和我一样并不属于美术圈的哪个“群”，没有“群”的人总是把艺术放在第一位，不去理会“艺术江湖”的飞短流长，为艺术而艺术，淡泊名利，却有着令人不能忘怀的作品和自己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