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黎明
沿着水岸走。
岸外，大江浪阔，片片帆影。岸上，青苇一望，莽莽苍苍。绕过青苇，路渐渐高，便高出一带岭峦。岭峦望水而倾，便倾出一块容容余余的坡地。依山临水，便见仁见智，便尽得江南佳丽了。
山曰磕山，水曰长江。水湄山阿，便是绰约旧县了。
最初的先民呢？或许，长江始灌之时便有了罢。但时间的风，不息地吹，吹着吹着，如斗的石头也吹成微不可察的纤尘了。有意无意，时间的尘，点点堆积，掩埋了所有的过往；却又仿佛命定似的，某一时刻，积尘剥尽，先人的遗迹重光，便照亮了后人回望的路。
路漫漫。水之外，山之下，坡之上。阮墩。四顾墩。平地高起，厚土堆起；远溯商周，是一个叫“吴”的族群所堆筑。
我在墩旁行走。蓝天下，旷野上，草树披覆，仿佛硕大的头颅。我努力地推想，先民力弱，是怎样垒土成墩的呢？而出土的那些器物，石的，陶的，铜的，瓷的，形制朴拙，纹饰丰富，满含着先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的企望。
唐时，旧县名唤鹊头。753年，李白深怀对安禄山的忧惧和对朝廷的失望，离开沉醉的长安，一路寻江南而来。江南的偏安，正好暂栖那颗伤透了的心。李白踏浪大江，吟过“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诗句。鹊镇，鹊头镇也。李白来没来过，史不可考；但芦洲上的那一枚清月，山寺里的那一缕钟声，应是深契于心的。
南唐升元间（937—942），重设繁昌县，鹊头镇便做了县城；但街巷依旧零乱而破败，城障依旧用竹编代替；商旅们来得少，甚至连官吏们也不愿来这个“陋县”。直到夏希道来做县令。已越百年，北宋庆历年间。夏县令能任事，一到任，便谋划起来。兴造县城，兴办县学，是他谋划的两桩大事。打1041年起，差不多7年时间，一座颇具规模的滨江新城终于建成。同时，县学也办起来了。曾巩和王安石都被感动了，分别写下《繁昌县兴造记》和《繁昌县学记》，记述夏希道的德能，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江浒的舟楫之利，却成了来往官员的泊舟之便。大官小官频频来，地方上哪敢得罪，小心伺候不说，还得大量开支。这让一个小县哪堪重负！到了明代，便有了改迁县城的想法。天顺元年，县城终于迁到峨山下。500余年的县城，只落下了“旧县”的称谓。旧也者，流水落花春去也，一声太息。
20世纪80年代，我头一回走过。那时，旧县早已改名新港。石条铺砌的街面，许是数不清的脚踩了千年罢，光滑得能够照见影子。两边的人家挤挤挨挨，从二楼的窗口伸出手去，似乎都能相握了。街衕子便是这些房舍相对挤出来的罢，悠长，逼仄。偏偏一家挨一家的门店，货物多得堆不下了，铺排到门口的街上来。偏偏人流稠集，四乡人上街又爱走走停停，挑挑拣拣，问东问西。偏偏脚踏车、架子车们也来凑热闹，一路叮铃着吆喝着来去。偏偏一头足有三百斤的大肥猪，拖到镇上来卖，不想架子车一颠二颠，绑绳松了，那猪被绑得生愤，一跃而起，冲进街心，一时冲得满街七仰八歪，混乱一片。肥猪横冲而过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家面铺前，不记得是馄饨还是水饺，才吃了一小半；但我分明记得，佐食的茶干子，四四方方，小而薄，筋道，细密，嚼着嚼着，便是满口的甜香了。
但新港的狭小、老旧，却一直存在我的印象里。
后来，因公因私，多次来过。眼见老街日日老，眼见新街日日新。江湾处，几百年的同和祥锅厂，恍如一株老树，不支而倒。江湾处，一座更加宏伟的工厂，挺挺而起。病树其萎，化作春风春雨，却润绿了前头的万木春荣。
有镇上的老者招我，他是古家大屋的后裔。八十老翁，精瘦，银发如披，白须飘飞，眼眸透着精光。一生嗜画，老了还靠教几个学生度日；或许是历经绚烂和坎坷罢，他似乎生活在生活之外，淡淡地看着生活，便让他冲逊，便让他乐观，便让他从容。
跟着老人一路走，走过古家大屋，走过王家大院残址，走过沈家巷，走过县基顶……
没来由的，我想起，某一个黄昏，杨万里从这街上走过，且行且吟；某一个清晨，赵孟坚漫步官舍，一枝新竹探到窗前，直探到书案上来……
沿着水岸走。
从我的苇花深里，一路往西。走过新港。走过旧县。走过鹊头……芦芽时时尖，芦花时时白，垂髫苍头，仿佛只在指顾。指顾之间，百年，千年，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