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旗
年广九和“傻子瓜子”注定是镶嵌在历史长廊中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符号。年广九在社会上拥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久闻其名而不识其人，传记文学《年广九与“傻子瓜子”》的问世，使我们立体而全面地认识了一位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
年广九祖籍淮河岸边的怀远县，他幼时全家逃荒到了长江之畔的芜湖。九岁开始拜师学艺跑小生意，做过苦力扛过重担，承受过诸多的生活磨难，而这些也都为他打上了坚韧不拔、倔强同时又安之若素、达观的性格底色。这样复杂的性格成为一个底层小人物几度坎坷时的精神盾牌，由此他也决不满足于现状，永远都在追求一种生活理想。这种追求开始是不自觉的，随现状的变化而变化，由不自觉而自觉，终于开创出了他的风云叱咤的瓜子商业王国，走出一个小人物成长、成名、成功的一段段人生命运的因缘际会。
需要说明的是，何更生并没有站在主观的立场上归纳、总结上述的这些，他只是一桩一件地给予客观的呈现，语言质朴平实，以第一人称“我”进入故事情节，让读者直接面对年广九“本人”，增加叙述的真实感，加强“信史”的效果。
茅盾先生曾说：“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年广九与“傻子瓜子”》中就有大量刻画人物性格的细节，年广九未来的人生走向，早在少年时期便已铺垫出了草蛇灰线，生活的逻辑串联于文学的剪裁，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预示着不安稳于现状的他，终将会成为一位领时代之先的私营企业家。年广九的头脑里充满了想象力，浑身散发着活力，可是作为一个在当年社会背景下的商贩，他又必须具备足够的冷静和理性，他因此而标新立异。
打动读者、感染读者，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一定不仅仅是那个社会事件，而必然是事件中的这一个人。在何更生的笔下，年广九的形象亲近自然又与众不同，像陈列于过去时光中的黑白照片。文学即人学。何更生写的是个人的传记，而我还读到了那种记忆犹新的历史感——或许是我这个年龄段的读者容易产生出的阅读感受。像年广九他们到江苏装卸钢材，随身带的安徽粮票在邻省江苏不流通；像商品的降价促销如今早已是市场的常态，当初，却是年广九创造性的商场发轫之战……光阴荏苒，今日读来如同发生在昨天。
传记文学《年广九与“傻子瓜子”》通过非虚构的故事讲述、细节刻画等文学手段，对于传主年广九的生命体验和精神世界，近似于进行了透视镜式的观察、梳理；而对于年广九奔波过的那个渐行渐远的年代，作品带着我们做了一次望远镜式的回顾与扫描。
所以，《年广九与“傻子瓜子”》虽然阐述的是传主个人的生活经历，然而你感觉的是社会和历史，是社会变迁的历史，何更生为我们提供一个人生岁月的样本时，也在为属于年广九的那个时代而造像。“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还说过：“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他所说的当代史，“是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而促成这种打成一片的‘故事推动力’，在于人的理性，或者情感。”我们可以注意到，理性与情感，也正是贯穿于《年广九与“傻子瓜子”》人物故事中无处不在的隐形线索。我可不可以理解，何更生把一个人和一个品牌的历史写活了？人物与品牌互为表里，年广九与“傻子瓜子”互为印证。
这是一部个人的传记文学作品，讲述的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写照，又唤起了不止一代人的整体记忆。所以我理解，这是一本以历史聚光灯下的人物影像在向那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致敬之作。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回忆这么一位人物？我去年在另外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的研讨会上这样说过：“某个事件或许已经是旧闻了，不过它所容纳的社会价值或许并没有过时，对它的书写依然很有当下甚至未来意义。”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传记文学《年广九与“傻子瓜子”》。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繁荣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歌、散文方面，最近几年主题创作的报告文学也有兴起之势，然而我省传记文学作品似不多见。感谢何更生先生和安徽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2023年的最新样本。（作者系《清明》杂志原主编、安徽省报告文学家协会顾问）
《年广九与“傻子瓜子”》 何更生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