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 钱之俊 文/图
2024年，无为市杏花泉中心小学（下文简称“杏小”）建校一百周年。关于建校情况，“杏小”建校100周年宣传册《校史大事记》栏中说：“1924年，胡竺冰、卢光楼、高莫适、季庶任、翟树华等革命人士于暑假期间成立进步组织‘青年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秋，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创办‘私立义务小学’，首任校长为王应文。当时，校长、教师均不拿报酬，学校仅面向贫苦家庭子弟招生，不收学杂费，还免费提供教材和簿本。”陈述了建校经过，可惜语焉不详。笔者试着结合自己发现的几则文献资料，尽可能详细且真实地还原那一段历史。
1924年6月2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登了一封署名高承和、季树人（当时二人皆为无为旅居上海的大学生，其中“季树人”即前文“季庶任”）的来信，信中言明将利用暑假做一点社会运动，即成立暑期青年读书会、宣讲团和义务学校。信后附有《无为县青年读书会宣言》，其中明确“……所以我们除读书外，有两种附带的工作：（一）宣讲团；（二）义务学校。前者是为成年失学的人设的；后者是为贫民小学生设的，虽不是彻底帮助的办法，也许能收点微效……”由此可见，在准备成立青年读书会的同时，就打算建立一所“义务小学”的。所谓“义务小学”，即校长和教师都是义务职，没有薪金，且专收贫苦学生，不仅不收学杂费，而且书籍簿本均由学校免费供应。五四运动之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为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全国多地成立了“读书会”组织，其知名者如浙江嘉兴的新塍青年读书会。这些“读书会”，往往会组织宣讲团，但创办义务性质的平民学校似不多见。
另据“杏小”早期教师马中骥先生晚年回忆：“一九二四年无为旅外学生高莫适、高士林、朱立余、卢光楼、卢迪生、卢前辅、胡竺冰、丁亚藩、戴惟藩、翟树华、王先沂、倪昌遇，以及毕业于县立国民师范学校的王应文、卞一轩、高逸峰、章幸之、邓养之、倪懋芬等一致认为本县教育落后，小学设立太少，失学儿童过多。为要改变家乡面貌，必须从兴建小学入手。基于这一共识，经研究决定成立‘青年读书会’……”由此更可见，成立“青年读书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创办一所小学。
可惜“青年读书会”的具体成立时间已不可考，若将来“杏小”要设立校庆日的话，笔者认为《无为县青年读书会宣言》公开发表的时间6月28日，或可。
同年暑假期间，“青年读书会”在宣传进步思想的同时，积极筹备“义务小学”的开学工作。筹备工作，首先要解决校舍的问题。经过多番考量，最终借用的是老衙门团防局（即今日杏小的校址）一部分房屋，作为筹建小学的活动场所。能借用到此处，也有一个颇有趣的故事。1924年上半年，安庆道尹谢学霖来无为巡视禁烟情况，正好下榻在团防局。而当时团防局俨然为一座烟馆，不少绅董日夜在此吞云吐雾，引得谢学霖震怒，饬令无为县知事将团防局关闭。借此机会，“青年读书会”向县里租借团防局部分房屋办学，而县里也乐得赚得个“重视教育”的好名声。
筹建学校更为重要的是资金。因为“义务小学”属于私立，办学资金需自募。暑假期间，成立了“校董会”，校董多为无为本地进步士绅，学校各项经费均由校董会募集或捐赠。当时校董会有20人左右，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有着“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之称的胡竺冰。胡竺冰曾多次带头捐款，如1925年秋季学期，就曾带头捐款银元100元。校长由校董会民主选举产生，第一任校长为王应文。
校舍和经费的问题解决后，众人决定于暑期结束后正式开学。但生源的问题又摆在众人的面前。同样是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5年6月23日刊登了朱立余的一篇文章《我们开始工作了》，其中提及：“我们曾经为着‘义务学校’学生人数问题，而作一次平民教育大运动，运动的目的和希望，一方是想多吸收几个学生；一方是想由此能博得地方上人民的同情，所以才很努力地往下做；当时和我们运动的：有县立第二和第三两初级小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此所谓“平民教育大运动”主要就是宣讲团开展演讲活动，马中骥先生回忆当时的演讲活动：“大家采取认捐的方式，筹集一笔资金，以举办对外演讲会为先导，每晚点燃一盏汽油灯，用播放留声机唱片以招引听众。讲题内容主要以宣扬文化教育能促进人类进步的具体事例以及每个人应该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有时也穿插一些时事报道。主讲人轮流担任，道理由浅入深，语言力求通俗，每晚听众，济济一堂，无不为之动容。”虽然，众人为生源问题作了诸多努力，但建校初期报名人仍寥寥无几，以至延迟了开学时间。《我们开始工作了》中说：“学生人数才有三十余人，他们泰半是小学校出身，失学的儿童和成年无一……也许是他们的店主或家长恐怕我们青年人做事有始无终，而不敢遣送他们的学徒或子弟来读我们的书吧！……”
因为学生数不多，初期学校只开设一二年级两个班级。诸事都已解决，开学在即，但师资不足的问题又亟待解决，因为“义务小学”的教师皆为“义务职”，不拿薪资。此时，恰逢“江浙战争”打响，“青年读书会”不少会员是在江浙沪读书的大学生，一时无法返校。经过“青年读书会”再三协议后，学校所有教职均由“青年读书会”会员担任。据“杏小”早期学生杨从虎晚年回忆：“老师在上课时经常留点时间给我们讲时事、讲孙中山的故事、讲俄国革命故事，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启发我们关心时事，培养我们追求新思想、新潮流的风气。”
“不知走过多少难关，暂分两级‘义务学校’，才在风雨飘摇中惨淡经营的落胎了。久受黑暗教育的无为青年学子，至此方有一盏辉煌灿烂的明灯，引照着他们向康庄大道儿走去……”（朱立余《我们一年工作的经过》，刊于1925年10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至此，一所承担着启迪民智之责的新式小学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古老的无为大地上诞生了。
（按：为了保存材料的原貌，所有引文均不做改动，如“卢光楼”，经一些学者考证应为“卢光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