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郭青 文 卫晗慧 摄
如果不是与一位乡文化站站长的偶遇，如果不是一位文物工作者对其没由来的喜欢，如果不是遇到一位文物鉴赏大师的青睐……这件文物也许还继续待在乡村柴棚阴湿的角落里，难见天日。
这一切要从47年前说起……
木俑现身 钩沉一段千年往事
1977年秋收之后，按照惯例，南陵县原石铺乡（今属籍山镇）长乐村村民开始兴修塘坝，为来年的农耕做准备。村民们在修建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宋代砖室墓。当时的村民根本没有想到，这座墓中竟然出土了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北宋木雕文官俑。
这件北宋木雕文官俑，站立姿，通高26厘米，厚4厘米，黄杨木材质。头戴进贤冠（梁冠），身穿宽袖长袍。袖垂至膝下，袍委地，靴头露出袍外，为典型的北宋文官朝服。该木俑面目丰圆慈善，双手拱合胸前。雕刻精细，线条流畅，质感很强。木俑的头部与身体原本分为两段，以燕尾槽结构相连接，可以拆解，设计十分精巧。进贤冠两侧各有一小孔，为插冠翅所设。
经清理，文物部门发现这座北宋砖墓早年已被盗过，墓中所剩文物很少，除了北宋木雕文官俑之外，仅获墓志铭一块、“清白传家”铜印一枚。考古专家根据墓中出土的这块墓志铭，最终确定墓主人是刘士安。该墓志铭也是很有来历的，其正文由蔡卞书写，篆盖（古时墓志铭常用石质，上端再以一石为盖。盖石题死者爵里姓名，习惯用篆书题写，故称“篆盖”）由贾易题写。蔡贾二人，也是北宋名臣。蔡卞的胞兄就是大名鼎鼎的蔡京。根据《宋史》记载，蔡京虽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但其胞弟蔡卞却为官清正，不图荣禄，与蔡京在人品上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蔡卞居官时竭力支持王安石变法，因而受到王安石的器重，并招他为婿。蔡卞的最高官位为枢密院事。他与兄蔡京在政治上多有分歧，也受到蔡京的诋毁。篆盖的题写者贾易，字明叔，无为人。七岁时父亲去世。年过二十岁，考中进士，后调常州司法参军。贾易也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谏臣，嘉庆《无为州志》记载：“当时为语曰：‘一贾上殿，群臣失色’。”正因如此，蔡卞、贾易两人与刘士安之子刘拯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元祐二年（1087），刘拯任广西路刑狱公事时，父亲刘士安去世。为了祭奠父亲，他在家乡南陵丁忧期间，便邀请蔡卞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又请贾易题写了篆盖。
据这块墓志记载：“君以子荫，累迁至左通直郎致仕……有子四人，长即左朝徽郎御史君拯也。”据此可知，墓主人刘士安为北宋名臣刘拯的父亲。刘士安是因为刘拯而荫补得官。荫补，又称作门荫、荫子、恩补、恩荫等，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有宋一代很常见。宋代特权阶级享有的荫补权是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无法匹敌的，尽管宋代科举制度已经非常发达，通过科举录取的官员人数亦相当多，但是，官员子弟通过荫补入仕为官的数量却远远超过了科举官员，因而导致了宋代积重难返的冗官局面。
墓志中所提及的刘拯，字彦修，南陵人，熙宁三年进士，与蔡京兄弟同榜。元丰二年（1079）知常熟县，六年，为监察御史。次年，升任江东、淮西转运判官，提点广西刑狱。元符二年（1099）迁给事中。宋徽宗时，召为吏部侍郎，后因得罪蔡京，“旋罢知蕲州，徙润州”（《宋史·刘拯传》）。大观元年（1107）六月重获重用，任吏部尚书，至该年底离任。旋出知同州，再次削职，提举鸿庆宫。刘拯著有《濠上摭遗》一卷（《宋史·艺文志》），已佚。
几番巧合 终成一段文保佳话
说起这件北宋木雕文官俑的收集和发现过程，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原南陵文物管理所所长王陵华记忆犹新。他说，这其中充满了许多偶然和巧合，如果没有其中任何一条，也肯定不会有这件国家一级文物了。
据王陵华回忆，2006年6月，南陵县进行全县文物普查时，县文物部门负责人找到当时参与挖掘的生产队队长，时年已84岁的生产队队长回忆，墓里除了棺材和一些破碎坛罐之外，还有一二十个小木头人（即木俑）。2014年6月，在南陵弋江铁拐发现三座宋墓，二者为同一时期墓葬，从清理出土器物来看，石铺乡刘士安墓中随葬木俑肯定不止这一件。另外，参考大量宋代墓葬研究资料来分析，随葬品既然有文官俑，与之对应的就应该还有武官俑，说明生产队队长说的真实可信。刘士安墓当年出土的那些木俑，当时有的被小孩子拿去当玩具了，还有一些直接被当柴火烧了。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文官俑，当时被一位村民拣回家后，扔到柴房一个角落里，数年来没人过问。这是这件文物出土以后遇到的第一次巧合，而且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巧合。王陵华告诉记者，类似这种木质文物由于长期浸泡在泥水中，内部物质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在出土以后，必须第一时间进行脱水操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通过适当的环境，将文物内部的水分置换出来。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文物原有的形态。文物出土以后因为脱水不当而遭毁坏的例子数不胜数。王陵华说，脱水是一个非常严格而缓慢的过程，对文物所处环境有着苛刻的要求，即使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也是很复杂的工程。以当年的条件，这件木俑很难在第一时间进行科学的脱水流程。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件木俑被扔到的角落，恰好有点微微潮湿，又阴凉透风，更重要的是一直无人动它，木俑就始终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就相当于对木俑进行了一次土法脱水过程。
1987年秋，在这件木俑出土整整10年以后，它迎来了第二次巧合。时任石铺乡文化站站长刘作泰有一次在乡下寻访文物时，无意间在长乐村口看到一个村童手持一件木质玩具在玩耍。出于文物工作者的本能，他将村童喊了过来，近距离看了村童手中挥舞的玩具，直觉告诉他，此物不简单。为了获取这件玩具，他转身到村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把水果糖，成功地将玩具换了过来。其后，刘作泰将这件木俑交给南陵县文化馆。这次巧合，让散落民间10年的文物终于“回家”。王陵华说，如果当年刘作泰没有在村口遇到那个村童，这件文物也许就永远错失被发现的机会了。
木俑先是放在南陵县文化馆，南陵县文物管理所成立后，又被转移到该所保存。但因为外貌太过普通，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王陵华：“当时文物分藏品和非藏品两类，木俑被列为非藏品，放在文管所角落的一个纸盒子里。”1993年，王陵华从县图书馆调到县文管所，他第一眼看到这件木俑时，没来由地有一种喜爱之情。他也坦承，当时并不了解这件文物的真正价值，只是一种莫名的喜欢。“也许这就是缘分吧！”王陵华笑道。也就是在这一年，省文物局组织了一次全国文物专家巡回鉴宝活动，有5位专家来到南陵，为文物做现场鉴定和讲解，王陵华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在挑选文物给专家鉴定时，王陵华选了这件木俑。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专家一眼看中，正是这位老专家的讲解，木俑的身份和价值才第一次被世人所知。这位老专家说，俑是古代用于陪葬的偶人。一般为木、陶制，也有石雕、铅铸的。东周墓中已有出现，汉至唐代盛行，宋以后渐少。多为奴仆、武士、仪仗、乐舞伎等。这种木俑在北方出土相对多一些，南方地区受气候、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极少有出土。南陵县出土的这件木俑，对研究北宋时期文职官员的官职制度、生活习惯、朝服规制、雕刻艺术水平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一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物证。
记者在采访王陵华时，发现他在说到这件木俑的过程中，屡次用到了“巧合”这个词。他说，一件文物，经历了这么多的巧合，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的确，一件小小木俑，在经历了上述这些曲折离奇的经历后，才终于等来原本就应属于它的那份荣耀，是有着某种程度的巧合。但也正是因为有着许许多多像王陵华这样文物工作者的长年坚守，才让这种巧合成为可能，让一件件文物活了起来，进而为我们这座城市注入更加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