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昌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编写主编 伍先华
日军祸害百姓 新四军英勇杀敌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3次来到孙村镇水口村进行“扫荡”，残害百姓。每次来“扫荡”时，村民们都会躲进深山里。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新四军游击队经常到水口村打击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1944年2月8日（正月十五），伪皖南独立方面军一四四师有四五百人，到黄浒和铜陵交界的永丰圩抢掳东西回来，在水口村遭到新四军游击队的伏击。新四军游击队一直追击到县城边，缴获了1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
1944年下半年的一天，投降日寇的原国民党川军驻扎繁昌，有一天到黄浒抢劫。由中共繁昌县委领导的繁昌大队将士们，从田湖俞村出发，到水口村伏击，打死打伤四川伪军几十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20余支。水口村，成了新四军游击队抗击敌人的好战场。
水口百姓爱党拥军
自从新四军三支队来到繁昌抗日前线的水口一带，不仅抗击日寇，还要与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里的老百姓热爱共产党，拥护新四军。由于当时这里地处抗日前线，环境复杂，日寇常来扫荡，国民党的乡长、保长、甲长还有情报员四处活动。新四军三支队来到这里后，帮助村里组建猎户队、妇抗会和青抗会等抗敌组织，这些抗敌组织的干部，都是单线联系，以防敌人破坏。
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及其猎户队，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猎户队员，不仅拿起猎枪打日寇保村庄，还帮助维护广大佃农（自己没有土地，靠租种地主家的田，交完田租剩下来维持生计的农民）利益，与地主阶级作斗争，迫使各大地主将地租由每亩交400斤稻谷降到每亩交250斤，减轻了农民负担。特别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四乡联队”的乡丁，经常鱼肉百姓，人们深恶痛绝。其中有个叫汪德云的乡丁，经常到村民家菜园强行摘菜不给钱。游击队知道这件事后，惩罚了汪德云，老百姓拍手称快。由于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也成了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皖南事变发生后，只要有新四军突围将士来到水口村，村里的老百姓都积极掩护，提供食宿，并将他们送到江边找到游击队。皖南事变后不久的一天，有位从泾县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战士带着一支枪来到水口村，被3个外村的地痞发现。地痞冒充游击队员，劝说这位新四军战士将枪留下，说路上不能带枪。然而，他们得到这支枪并没有上交游击队，而是拿着枪去干坏事。于是水口村的村民们立即报告游击队，将他们全部擒获。
军民鱼水情似海
水口村一带能成为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特别是山冲里单门独户的村民家，就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深夜落脚点”。冬天，游击队白天在山上搭棚躲藏时，这里的群众就将烧好的米饭放在木桶里，让年少的男孩假装挑水，将米饭送给山上的游击队员。村民徐乃福，是新四军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经常为新四军带路、送情报，每当得知日寇要来“扫荡”时，他都及时报告游击队。有一次游击队长王安葆送来两匹机制白布存放在徐乃福家，敌人知道后就来搜查，由于藏得隐秘，敌人没有搜到，就将他母亲逮捕抓走，并将他家住房全部烧毁。由于徐乃福长期为党工作，身份终被暴露，于1948年8月被国民党新编独立十三旅抓捕，惨遭杀害。
周家福的老母亲，原来是水口妇抗会成员，为了支援新四军游击队，经常夜里偷偷打草鞋，加工一批就放在箩筐下面，上面用其他物品掩盖，让小孩子挑着，大人远距离跟着，送到游击队驻地。
1942年5月，村民时益和在家“坐月子”，这时地下交通员张永守来到她家，告诉她说：“你弟弟时益淦参加了新四军，部队在阳冲，他的脚上还没有布鞋，天天穿草鞋。部队就要转移了，时益淦就想要一双鞋子。”姐姐听到这话，顾不得虚弱的身体，连续一两天时间将布鞋做好，让丈夫吴光道送到阳冲村部队驻地。后来，作为新四军皖南支队沿江团战士的时益淦，往来大江南北，抗日杀敌。1945年北上后，在二十七军十七师五八团当班长，1947年2月，在华中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光荣牺牲。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大批部队路过水口村，就在常厅大屋里短暂休息时，全村的老百姓纷纷赶来，给解放军送吃送喝，体现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关爱。
水口村革命英烈
吴光宏烈士：男，孙村镇水口村人，生于1921年。1944年参加皖南支队，在繁昌大队五连当战士，1945年6月在繁昌县城西北的华家涝与日伪军战斗中光荣牺牲。
徐乃福烈士：男，孙村镇水口村人，生于1914年。1945年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后，经常为中共南繁芜县委委员、军事部长王安葆领导的游击队从事刺探敌情、收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武装头目汪惠泉捕至马坝杀害，光荣牺牲，时年34岁。
于承钦烈士：男，孙村镇水口村人，生于1934年1月。1951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3年6月在朝鲜战争中光荣牺牲，时年22岁。
桂子清烈士：男，孙村镇水口村人，生于1928年。1950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二〇〇师六〇〇团二营机炮连当战士。1951年在朝鲜三八线查冲里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