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郭青
洪镕万册古籍捐置芜湖图书馆
芜湖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古城，读书藏书之风长盛不衰。早在明成化年间，李永就在儒林街上建起一座私家藏书楼——雅积楼。此后，李氏家族经过明清两朝450余年的不懈努力，雅积楼终于发展成为芜湖藏书最多、持续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芜湖的书香，与这个“明成化”的缘分，还不止于此。在今天的芜湖市图书馆古籍部的善本书库房里，收藏有三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善本书：《资治通鉴纲目》，北宋朱熹撰，51册6函；《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南宋尹起莘撰，59卷；《续资治通鉴纲目》，明代商辂等奉诏修撰，27卷。它们都是明成化年间的刻本。
说起这三部“通鉴纲目”的来历，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褚福颖告诉记者：“这些古籍都是芜湖籍藏书家洪镕先生的旧藏，当年他将毕生所收藏的古籍善本无私捐赠给了市图书馆。”随着褚福颖如数家珍般的介绍，60多年前洪镕捐书的往事再次清晰起来……
洪镕（1877-1968），字铸生、竹荪，出生于芜湖西门堂子巷。其父洪锡璜曾任县丞，后荐为上海知县，办理洋务局、清丈地租局。洪镕少时就读于上海，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廪贡生选送日本“帝国高等工业学校”，在留日期间，被推为“中国留日同学会”12名评议员之一。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归国，关心新政、新学，希望走明治维新之路。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取工科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和国史馆协修。不久辞官转京师高等实验学堂任教习。1918年与蔡元培等在北京大学首创“学术演讲会”。1922年，因不满当时北洋军阀的腐败，愤而辞职回归故里，在芜湖广福矶创办私立芜湖工业专门学校，培养了大批高级工业专门人才。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由黄炎培举荐，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洪镕此后一直定居北京，但他仍旧心系桑梓。1960年，已经年过八旬的洪镕先生思乡之情更甚，得知家乡在烟雨墩上修建起一座图书馆，正在搜集各种图书的消息后，遂萌发了将自己毕生收藏的万卷图书捐赠家乡的愿望。很快，洪镕欲捐书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一时间，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等单位都纷至沓来，希望以重金收购。此刻，洪镕的家境并不好，全家七口人，靠他在中央文史馆的工资和长女洪曾荃的收入维持。但洪镕不为所动，坚持将这些古籍捐给故乡。他的这份拳拳之心，在其当年为捐书之事专门给芜湖市图书馆馆长吴珩的信函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镕，居京六十年，执事之暇，每堂读书，历年积线装书七十九箱又五橱，每架约合三箱，恰好得一百箱。四部应用书籍，大概有之。今年老目昏已，束置不观，若不筹归来，散佚可惜。镕，芜湖人，早有捐置芜湖图书馆之意……”60余年后读之，依然为之动容。
经过多方努力，1960年10月中旬，洪镕先生藏书1358种，14157册珍贵古籍图书，及枣木书箱26只全部无偿捐给芜湖市图书馆。这些书大多为清代石印本、精刻本，其中最珍贵的古籍就是三种明成化年间内府刻本“通鉴纲目”。此后不久，洪镕又整理了各种碑帖、部分珍贵字画、《故宫月刊》等，再次捐给芜湖市图书馆。
洪镕先生捐赠的这批古籍善本，提升了芜湖的文化品位，它们也是市图书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芜湖人对这批藏书也一直呵护有加。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其开辟了专门的收藏室。1988年在烟雨墩设立了洪镕藏书陈列室，并建起一座洪镕捐书纪念碑石。上世纪九十年代建起专门的文献典藏室后，其中一室就是洪镕先生的藏书专用书库。书库内设置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恒温恒湿空调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门窗为双层固定窗并具有优良的保温隔热性能，并配有防紫外线玻璃和遮阳窗帘，防止阳光直射……所有这一切，让洪镕先生的这批藏书有了一个舒适又安全的“家”。
褚福颖介绍，从2018年开始，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好古籍，并提高古籍的利用率，市图书馆申请了专项资金，对馆藏的部分珍贵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这其中就包括这三种“通鉴纲目”。为了普及古籍知识，让更多的市民能够近距离感受古籍的文化魅力，该馆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开发出多种文创产品，这其中就有以商辂修撰的《续资治通鉴纲目》为底图而制作的文件夹。
三种明版内府刻本“通鉴纲目”
想要说清楚这三种“通鉴纲目”的价值，需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起。《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也是我国编年史中跨度最长的一部巨著。该书出版以后，对后世影响极大，通鉴类史书更是层出不穷，“通鉴纲目”，也即俗称的“纲目体”史书便是在此基础产生的。早在宋孝宗时期，理学家朱熹即据《资治通鉴》主持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共59卷。全书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叙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间的历史大事。每事以大字记其梗概，称“纲要”。再以小字详述之，称“细目”。这种体例，后被人称为“纲目”。而用这一体例所著的史书，就称“纲目体”。“纲目”立纲仿效《春秋》，力求平谨；叙事仿效《左传》，叙事详明。
此后，“通鉴纲目”体史书便自成一体。宋元以降，代不乏例。而“通鉴纲目”史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不断被后世翻刻，因此，包括明版“通鉴纲目”在内的这类古籍，绝大多数并不太珍贵。为何洪镕先生所藏的这三种明版“通鉴纲目”却又如此倍受世人重视呢？
有明一代，随着印刷术的逐渐普及，书籍的出版相对容易许多，各种“通鉴纲目”类史书在此期间也被大量印刷。这其中，明代出版的各种 “通鉴纲目”中，以明成化间商辂等奉敕撰《续资治通鉴纲目》较为著名，该书曾收入《明史·艺文二》：“《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二十七卷，成化中商辂等修”。尽管跻身《明史》，但作为一部史书，明清两代许多藏书家的目录学典籍中都有收录，诸如明代高儒《百川书志》、徐土勃《徐氏红雨楼书目》，清代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等，从本质上讲《续资治通鉴纲目》在当时其实只能算是一部工具书。但洪镕的这三种“通鉴纲目”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个别样的身份——内府刻本，这种版本仅见于明代周弘祖《古今刻书》、赵用贤《赵定宇书目》等寥寥几种藏书家书目之中。
洪镕的这三种内府刻本“通鉴纲目”，其最大的文化价值在于：见证了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书籍出版史的一段高光时刻。明初时期，中国书籍出版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这其中，以内府刻本的制作最为精良。芜湖市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商辂所著《续资治通鉴纲目》，就是内府刻本。所谓内府刻本，刘国钧在《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说：“就是皇帝宫廷所刻的书。明代主持内府刻书的是司礼监。”内府刻本的产生，最初是为了供宫内书房学习及小太监诵读之用，所以多半是经史读本、理学和国家政令典制之类。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司礼监机构扩大，设立了经厂，扩大了刻书范围和数量。经厂内设有中书房，专司代写书籍敕文。中书房的人员，都是从聪明稳重的太监中选出的。这些人必须经过学习和训练才能应职责缮写。当时这些人写字大多以赵孟頫的书法为典范，这也就是明代内府刻本大多采用赵体字的缘由。内府刻本册首都钤有“广运之宝”御玺，这也是后世判定一部书是否为内府刻本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依据。
据褚福颖介绍，当年市图书馆所藏的这三种“通鉴纲目”，能够顺利被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内府刻本”。
这枚“广运之宝”御玺，也颇有来历。据《明史》记载：“明初宝玺十七，其大者曰‘皇帝奉天之宝’，曰‘皇帝之宝’，曰‘皇帝行宝’……曰‘广运之宝’……” 广运之宝，系明初著名的17枚御玺之一。据《明史》记载，它最初的作用是“奖励臣工”。到明英宗时，时任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受命清理编著《文渊阁书目》，正统六年（1441）六月，编目完成，杨士奇在将该书目进呈给英宗前，在这部二十卷的书目里，盖了137枚“广运之宝”印盖，以示郑重。此后，“广运之宝”便作为一种重要的标识，钤印在内府刻本上，且大多印于卷首。
在市图书馆特藏部，记者得以近距离欣赏到这三部“通鉴纲目”，尽管已经过去540多年了，这些古籍依然完好无损。褚福颖告诉记者，明代内府刻本的最大特点就是版框宽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钱。看起来赏心悦目。书籍所用纸墨都是当时的上品，雕印也是一时之选，因而内府刻本可以称得上是一代文化艺术的精品，甚至可以说是当时汉籍印刷的最高水平。储福颖说：“正是在内府刻本的影响下，明代的其他官刻、藩刻、私刻书籍也都开始精写精刻，从而促使整个国家书籍印刷水平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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