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明
在我的脑海中，对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叫“分田到户”这件大事还是有点记忆的。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土地是父辈们赖以生存的第一需要。分田到户，意味着农村每个家庭，对土地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耕种自主权，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
为了防止大家挑肥拣瘦，做到相对公平公正，生产队对相对集体的田块采取划片分户、按人分地的方式，即每个片块都会根据每户人口多少分得一块大小不等的地。这样，每户都会有不同片的地块。
那时候，每家每户为了便于识别，会根据方位、功能、形状等，给自家不同片块的地取个名字。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我对家里十多亩地的位置，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地名还是那么亲切熟悉，如“秧池子”“小尖子”“鬼化地”等。
“小尖子”，是依据这块地的形状来叫的，它南窄北宽，正好是一亩地。这块地，是当时离家比较近的一块，估计还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因旁边有一条浮沟，夏天能积到点水，所以这块地在父母眼中是种水稻的“风水宝地”，也是家里所有田块中每年水稻亩产量最高的。
也正是因为这块“风水宝地”，父母打起了旁边浮沟的主意。一天，从父母的聊天中，我隐约听到父亲说：“浮沟以前是灌溉放水用的，现在也用不上了，哪天来问问生产队，可不可以平掉来种上庄稼。”割了一季收成后，生产队同意了。
平掉这条浮沟，放在现在来说，雇上一台挖掘机，只要半天的功夫就能平整出来，但那时农村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我在想，当时即使有这个条件，父母也不会花这个钱的，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只要是能自己动手干的活，就不会去花冤枉钱。
其实，浮沟的平法没啥技术含量，就是个体力活，就是一锹一锹地将一侧堤埂上的土填到沟里去。拿今天比较时髦的词来形容，用的是“平移大法”，就是将高出农田的所有土削到低洼处，最终让堤埂、浮沟、农田变成一个平整的地块。
我读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基本上是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学校。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父母的勉强同意下，我跟他们一起扛着铁锹向“小尖子”出发。虽说平时也帮家里干点农活，但都是当当下手打打杂，这次是当一回主力。
虽说没啥技术含量，但也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刚开始，铁锹往下挖时，我把铁锨竖得太直，父亲看我吃力的样子，赶紧过来教我怎么握锹柄子，脚踩什么位置省力，这让我学会了如何用巧力来取土。
铁锹被我一脚踩到底后，稍用力一撬一压，一块厚实的土块便趴在了锹头上。完成取土后，需要将这块土用力并精准地抛到三四米开外的浮沟里。
刚开始抛土时，我总是抛不出去，还没用上劲，土就滑落到了离锹头不远的地方。母亲看到后，教我如何沉手、端平、后引，解决了我经常“二次抛投”的问题。
说实话，那时年轻气盛，干活经常是“三板斧”，缺少耐力。但一想，我能当帮手也就这一天时间，我多挖几锹，父母就少挖几下，我多干一天，父母就少累半天。一想到这，我便脚下生风，浑身是劲。
一天的活，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当看到平整出近一半、加大版的“小尖子”时，父母仿佛看到了满池葱茏的秧苗，我也增加了一丝属于自己的成就感，这是能为父母分担重任的喜悦和满足。
在收获喜悦的同时，我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锹柄子被我挖折了两根，双手磨出了几个血泡。父母最为担心和心疼的还是手磨出的血泡，而我却将这几个血泡当成了一份最好的成人礼。
之后的很多年，“小尖子”这块地始终是家里几块地中庄稼长得最好的一块。每次回老家路过这块地或提起这档事时，母亲都会说到同样的一句话：“那时平‘小尖子’上的浮沟，明子吃了不少苦，手都磨出泡来了，一下子不歇，还要挖。”
每每回想起这些事，我便深深地感到，对于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吃了一辈子苦的父母来说，我做的那点事不叫事，吃的那点苦也不叫苦，这正是深藏在父母惦记中的那份爱，隐藏于父母唠叨中的那份牵挂。
如今，“小尖子”这块地依然是一片沃野良田，它没有辜负父母的辛勤劳作，没有忘记与父母结下的深情厚谊，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回馈父母对它的付出与守候，这是一场最美好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