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电视连续剧《繁花》，想起我们这个江南小城的一些上海人和事，如将飘落的繁花，从沉水里打捞起来。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家在长江边某个小镇的小学校园里。某日傍晚，小学操场上忽闯入几个小青年踢足球，忽尔长传冲吊，忽尔凌空扫射，还赤佬赤佬地说着上海话。西端教室里小娃们放学，须得穿过操场才能到校门口，奔突的青年，翻飞的足球，令小娃们惊恐躲闪，胆颤乱叫。校长和住在教师办公室隔壁的公社知青办c阿姨闻声而出，齐声断喝。几个青年一时间发呆住，也不敢多吭声，赶紧开溜。他们是镇东乡村的上海知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上海知青。
某日，我去c阿姨家找小伴玩，遇到两个知青，呆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其中有个微胖的哥，间或掏出黄灿灿封皮的“丰收”香烟（9分钱一包），叭上一根，他的牙被熏得泛黄。他们大约是来要求病退或生活救济的。c阿姨在家务间隙，板着脸，声音忽高忽低，断续和他们说话。他们不高声、不发怒，喃喃再喃喃，持着一种低调而持久战的姿态。缠斗的胜负结果，不得而知。
校园里还住着一家上海人。男主w先生，四十多岁，个头不高，精瘦，戴眼镜；他的太太，身高且较胖。家里有爱戴旧军帽的大哥哥、小姐姐，皆高个且白皙。大人们说，w先生是上海复旦大学教师，下放来的。后来看电影《决裂》，里头有个由葛存壮先生扮演的教授，因在课堂讲“马尾巴的功能”而令人记忆深刻，我越看越像，那教授的长相、气度和w先生差不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学者模子。w先生在小镇中学里教物理、化学。我常钻到他们家玩，w先生和太太并不烦小宁（上海话：小孩），我们和大哥哥、小姐姐混成一团，他们的连环画书多得很。布帘子后，有个大马桶，圆鼓鼓，暗红色，还有个贼亮的铜把手。如此有气度的马桶，在校园里是独一份的。小镇滨江，水产品丰富且物美价廉，他们特爱吃螃蟹、甲鱼、黄鳝等，频繁食之，大饱口腹，这或许是小镇当年唯一可能超越上海之处。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知识分子政策，w先生就到北方一所大学里教书去了。
20世纪70年代时，我父亲在管理国营工业企业的某单位工作，曾参加筹建城北的一个厂子，和厂里老老小小都熟悉。某日，南门外街道上晃着三四个青年女工，每人皆配备“双枪”，即左手拖着一根长甘蔗，右手抓着一根甘蔗棒子，边大大咧咧啃着甘蔗，边叽叽喳喳说着上海话。那时，在封闭的江南小城，姑娘家当街啃甘蔗是鲜见的，自然引人注目。我父亲领我匆匆去医院看病，从侧旁赶超时，被她们瞧见，引来一阵“哦吆吆”惊呼，她们热情地和我父亲打招呼，又执意塞了几根长甘蔗给我这个小阿弟。她们都是招工到城北那个厂的上海知青。我父亲一问才知，她们有个上海小姐妹，患痢疾住院，她们同去探望。随后，我就扛着几根三八大盖一般的甘蔗，穿梭在医院里。
我读初中时某个夏日，邻居c家的二姐忽然带着自己的对象回家来。二姐招工在长江边的某个上海造船厂里，厂里上海人哗啦啦的多。二姐的对象，是个上海人，戴眼镜，瘦高个，脸颊窄窄的，他文质彬彬，挨坐在竹凉床一角，似有点拘谨。晚饭后，大家聚在院子中央的一棵大枫杨树下散扯。我们好奇地问c家幺弟，这海佬姐夫怎样啊。幺弟故意绷着脸说，海佬就那样，他总和二姐嘁嘁嚓嚓地“港上海屋”（说上海话），非得把吃饭说成“七歪”，总是屋来屋去，歪来歪去的。顿时，我们一片哄笑。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是单位里年岁最小的一个仔，年轻好动，常流窜到各办公室里扯淡。单位里有两个上海小阿姨。p会计，20世纪70年代下放到本埠螃蟹矶“修地球”，招工后又辗转到这单位做财务。她父母原籍苏北，是上海闸北工厂里老职工。她告诉我，人就是个环境的产物，不服从命运是不行的。在下放前，她就风闻乡下苦得要命，但只能硬着头皮随大流。刚来时，她带来很多面条、饼干等杂七杂八食物，对乡下的辣椒、咸菜什么的，根本吃不习惯，宁肯吃面条、饼干来度日，但后来存货殆尽，也只得哭啼着吃辣椒、咸菜等，慢慢就成了习惯，也旁若无人了。
另一个小阿姨，是单位培训中心f老师。她的祖籍是宁波，父亲在年轻时跑到上海，在一个小洋行里做职员。她是个大学生，念到半道上，“文革”爆发了，就大串联、农场劳动折腾好几年，又莫名分配到本埠。f老师那是一个“讲究”。某次，我们几人一同出差去安庆石化，她携着两个大网兜，一兜里是线球、钢针及一件半拉子毛线衣，另一兜装着三两个塑料盆。在宾馆里，她决然不沾浴缸、洗脸池。入夜，但见f老师老僧入定，安坐床边，一边用她的盆泡着脚，一边悠悠地打着毛衣，面色平静而安详。
辰光刚迈入新世纪时，我在另一个单位工作。有个同事老先生y，是个父辈，他是上海人，似一个“老克勒”。他年逾五十，头发仍乌黑发亮，高个头，身板笔挺，衣着款式简约，或深灰或暗蓝或藏青色的色调，貌似平淡，但挺括、干净，老清爽了，若细加端详，那种不动声色里透着一股别样的精气神。他和我聊过，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但家庭成分很糟糕，20世纪60年代初没资格考大学，被迫念了安徽一所医学中专，毕业后落在本埠，好在小城坐落在沪铜铁路线上，回上海探亲尚属方便。
据说，在“文革”期间，y先生挺有名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当街贴出一溜大字报，洋洋洒洒，逻辑严密，文采飞扬，观者攒动，轰动小城。在单位搞文字材料时，他并不打草稿，却如同《列宁在1918》里一般，端坐着吃茶或低首踱步，口述一句句、一段段，打字员噼里啪啦开打，事后稍作整理，即是一篇蛮好的文章。y先生告诉过我，真正的上海男人，衣着不必光鲜，但头发须要梳好，特别是皮鞋一定要擦亮，这如同一篇文章之“文眼”，是极重要而关键的。他说退休后，晚餐仅一碗雪菜肉丝面即可，那是一种人生黄昏的舒坦。分别亦二十年余，这些话仍游荡在我的耳畔。
这些上海人，如一组时代的群像，立在我的记忆田野上。他们如草籽与浮萍，在历史的暴风雨里，被冲落而来，仍持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与气质，但并无娇骄二气。他们都以各种渠道已返回上海。上海，是上海人的信仰，独特而执着。辰光在慢慢地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记得这小城，这里曾有他们一道深深的人生划痕，或有清冷或苦涩，但也一定也有平和与温暖。在暗夜里，他们会回忆起小城的灯火。
丁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