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 潘振华
史海钩沉
湮没了黄尘古道，远去了鼓角争鸣。南陵这一片红色热土，在抗战初期，留下了谭震林深深足迹，至今仍令南陵人民难以忘怀。
1938年7月初，新四军第3支队进抵泾县汀潭的杨村、南陵县葛林的六甲村一带进行整训，拱卫军部。9月2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令新四军第3支队接替国民党军第144师红杨树至峨桥、青弋江一线正面防务，担负阻止湾沚之日军西犯南陵的任务。1938年10月7日，谭震林奉命率第3支队第5团、第6团3营进抵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带，与国民党军共同守备皖南前线阵地。12月15日，新四军第3支队又奉国民党第三战区命令，从皖南南陵的青弋江地区转移至铜陵、繁昌一带，执行防御任务。1939年4月23日，三支队司令部由南陵沙滩脚迁至繁昌中分村。其间，谭震林率支队司令部先后驻南陵蒲桥和沙滩脚。
一、谭震林在蒲桥
赢得了民心
1938年8月，第三支队从南陵县格林乡六甲张村移防到南陵蒲桥，司令部设在蒲桥附近一个叫潘乐山的地主家里。当时，部队口粮十分缺乏，供给困难，地主潘乐山家中存有二百多担稻谷，可是他平日受反动宣传影响较深，对新四军存有种种戒心。三支队刚进南陵地区时，他就跑到国民党军防区去了，家中只留下两个佣人看家，仓里的稻谷用封条封着，不准别人动用。当时副官处副官就住在潘家楼下，进进出出看着仓里装着那么多稻谷，就向佣人打听一下能否买点粮食，佣人们连连摇头说不敢做主，只能放弃。通过相处，佣人们见副官们说话和气，并不强人所难，便觉得新四军与传说中的“土匪”形象不大一样，态度就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谭震林同志知道此事后，指示副官处对潘家的财产要严加保护，尤其要保护好那些封条，让潘乐山亲身体会到我军的严明纪律。他说：“不要盯住几担谷子嘛！争取民心，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才是大事。潘乐山是个地主，对我们有成见，怕我们‘共产共妻’很有代表性嘛！我们要用模范行动扭转他的看法，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
潘乐山家的佣人多数是佃户，是穷苦人出身，对我们的抗日宣传听得进，很快就成了我军的“义务宣传员”。蒲桥集镇上的群众听了他们关于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介绍，开始还不大相信，不时有人跑到潘家门口探头探脑地偷看。当看到我军确实没有动过潘家的东西，稻谷的封条仍然贴着时，这才信服。一个个翘起大拇指说：“新四军是不一样，对潘老儿都这么客气，真是爱护百姓！”“谁说人家‘共产共妻’，这不一颗子粒也没动吗？倒是政府军说拿就拿，买东西不给钱，你也没办法！”
消息传进南陵县城，潘乐山将信将疑。几天后，潘家佣人进城将情况向潘乐山作了介绍，潘乐山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第二天他回到家中，一见到副官处同志就连连作揖道歉，并主动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三支队一百多担稻子，还赠送了一些。潘乐山的转变影响了周围的地方士绅，此后他们纷纷向新四军靠拢，穷苦群众更同新四军心贴心。与此同时，蒲桥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正不断发展壮大，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性的抗敌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着，减租减息运动亦积极逐步地推开。
收复了红杨树
第三支队接防青弋江防线前不久，这一带阵地前沿的红杨树已落入日寇之手。接防后的部署是：支队部带六团三营移驻蒲桥，五团团部留驻西河镇，一营驻离西河不远的王村，三营驻金家阁，二营准备进驻红杨树。部队按布置展开后，迅速帮助群众修建被鬼子践踏的家园，并立即构筑工事，做好阻击日军南犯的战斗准备。
为了夺回红杨树，10月上旬，谭震林同志来到五团，他说：“鬼子刚占领红杨树，立足未稳，地形不熟悉，人心惶惶，你们夜里去闹闹它，让他们六神无主。”按照谭震林指示，三支队五团第二营派出十余名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利用夜黑摸进红杨树，对日军进行袭击骚扰。谭震林亲率两个连前沿指挥。立足未稳的日军摸不清虚实，害怕被围歼，仓皇撤离，第三支队收复红杨树。
召开了全支队干部会议
收复红杨树，完成一线阵地防御的配置，大大鼓舞了部队干部、战士的求战情绪，但要在这里进行防御，迎击日寇进攻，大家思想上难免有些顾虑。过去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而现在要与日寇在水网稻田地区打阵地战，究竟怎样才能打好这出师的第一仗，战士们心里没底，部队干部也觉得压力很大。
谭震林同志了解到部队思想情况以后，在蒲桥召开了全支队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分析了抗战以来的形势，指出：“虽然新四军装备较差，火力又弱，不宜担负正规阵地防御作战任务，但为了顾全抗战的大局，即使付出大的牺牲也要守住阵地，把仗打好。我们在红杨树一线作战的胜利，大大鼓舞皖南人民的抗战热情，粉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军政治部袁国平主任说：“五团（指二营）1934年在崇安四渡桥打了一场漂亮的阵地战，是有经验的，鬼子并不可怕，你们要好好研究水网地带作战的特点，发动群众想办法，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他还在会上就如何做好战地群众工作，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以及遵守群众纪律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蒲桥会议以后，五团又在西河镇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决定尽快了解敌情，在走访友邻部队和老乡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阵地防御措施。
部队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日夜苦战，在河流、稻田圩埂的拐弯处构筑好了阵地，又在挖断的堤圩两侧，巧妙地挖好隐蔽部，做好暗射击孔，还在掘开的地段上挖好陷阱，埋上芦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日军上门。
创办了抗日救亡干校
谭震林非常关注民运工作，经常到民运队了解和指导工作。他明确要求：“三支队不只是单纯的军事组织，也不能单纯地搞统一战线，要做好发动群众的民运工作、帮助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为此，1938年10月，三支队在蒲桥开办了抗日救亡干校，任务是训练政治干部、民运干部和地方干部，主要学习论持久战、游击战、民运工作、政治常识等课程。校长张鏖，学员五六十人。
开展了建党工作
1938年夏，三支队到达南芜宣地区。当时，支队司令部驻在南陵的蒲桥，其所属部队及五团团部驻扎南陵、芜湖、宣城三县交界前线的前沿地区，分布在宣城的西河、红杨树和南陵的金家阁、马家园一线（当时的湾沚、红杨树以及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均隶属宣城县辖，现归芜湖市湾沚区管辖）。三支队进驻后，派出民运工作干部和服务团员在三支队驻地周围农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各种抗敌协会。在谭震林同志亲自关怀和过问下，民运工作干部和服务团员中的共产党员，还要在抗敌协会会员积极分子中进行建党工作，帮助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地方党的秘密组织。三支队司令部驻地蒲桥的党组织中，谭震林亲手发展的党员就有王兴友、汪忠才、汪盛才等十四人。与此同时，皖南特委也先后派来党的工作干部，如凤石山（洪林）、罗克（罗白桦）、董醒华等同志来到南芜宣地区。他们在谭震林同志和三支队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下，开展了南芜宣地区全面建党活动。1938年12月，中共南陵金阁区委成立，属三支队领导，区委书记凤石山，全区有十四个党支部，六十多名党员，这为1939年1月建立南芜宣县委打下了基础。
建立了南芜宣地区第一支抗日游击武装
余子才原是帮会头子，门下的“学生”遍及南陵东乡。他原系贫农出身，家境不富裕，年轻时颇有些侠义肝胆，时常为贫苦群众打抱不平。后来时局动乱，他趁机拉起了一支队伍，约有七十来人，土步枪加起来有十多支，成了“草头王”。他的部下虽然流里流气，然而在乡间并不十分作恶逞霸，有时虽然强取一些钱财，但对象多是财主富豪或是有劣迹的恶棍。他们的所作所为近似古代的绿林好汉，呼其为土匪的，都是那些有钱的人。尽管如此，但在三支队的防区内，有这样一支盲目行动的武装，不能不引起支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更多的人一起抗日，支队首长研究决定，采取适当措施，把余子才收编过来，以壮大我军力量。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谭震林在支队民运科长金贯一的引荐下，召见了余子才。见面时，谭震林高兴地说：“欢迎欢迎，余先生愿意同我军合作，共同抗日，实乃壮举！”他还向在场的支队部领导介绍说：“这就是余子才先生，他行侠仗义，打富济贫，在这一带威望很高……”余子才连忙拱手道：“不敢不敢，小人不才，今后还要仰仗各位多多指教！”接着，谭司令向余子才一一介绍了我方人员，当介绍到俞炳辉时，他对余子才说：“这是我们副官处的俞主任，今后有什么事多同他联系好了……”
自此以后，余子才时常带着部下与我方来来往往。为了顺利完成收编余子才的任务，参谋处派出专人做各种准备工作，金贯一同志奉首长之命同对方保持着频繁的联络。谭司令也亲自向余子才阐述了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并对他作了正确的评价。
随后，余子才很快地就同三支队达成了四条协议：1、余子才部改编为抗日游击支队，受新四军三支队指挥；2、游击支队协助三支队担任防区警戒，并执行侦察情报、护送干部去长江北岸及筹粮等任务；3、游击支队如发展壮大，三支队应支援部分枪支弹药；4、为避免同三战区发生冲突，游击支队主要向芜湖方向行动。几天后，游击支队正式成立，谭司令到会致辞，热烈欢迎各界志士一同抗日。余子才在会上表示，今后一定以新四军的纪律管束部队，坚决抗日，完成三支队司令部交给的各项任务。
改编半个月后，适逢余子才的小儿子满周岁，谭震林还指示副官处买了四瓶酒、四只老母鸡、四块布料和一些其他礼品送到余子才家贺喜。
后来游击支队发展到一百多人时，谭司令命参谋处送去一挺轻机枪、二十多支步枪和部分弹药。此外，还派俞炳辉去讲过军事课，教授他们操练队列和做军事动作。
收编余子才，为三支队在防区内外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游击支队耳目灵通，他们经常给我军送来日伪和三战区部队活动的情报；五团和六团（三营）行动时，他们派人给我军带路；到军部培训的地方干部要回敌后，他们沿途护送过青弋江和长江；我军短缺的军用物资（如电筒、电池、药品等），常由他们帮助从国民党防区或敌占区购来；部队需要的钱粮，也由余子才部帮助解决一些。
指挥了马家园战斗
1938年秋，谭震林率三支队奉命担负马家园一带的防御任务，阻止日军西犯南陵。为坚守马家园阵地，三支队六团三营担负正面防御，以班为战斗单位，分散与敌作战。10月30日，日军在湾沚出动500余名步骑兵，分3路向新四军阵地进犯。早有准备的新四军一次次打退了敌人的猛烈炮击。11月3日，日军又出动了近千人，分4路再次西犯马家园，先是用大炮猛轰，后令骑兵进攻。新四军采取迂回战术，避实击虚，集中主力从三面包围马家园，对敌进行猛烈反攻。经过几次战斗，敌伤亡300余人，新四军伤亡32人。新四军用落后武器打败武器装备先进的日军，取得了首战马家园的胜利，开创了新四军阵地战的先例，极大地鼓舞了皖南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二、谭震林在沙滩脚
成立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
1938年12月，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领下，由西河前线开进铜南繁边境。支队司令部驻在南陵的沙滩脚，政治部驻铜陵燕子牧。三支队进驻铜繁地区后，根据谭震林“帮助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指示，经三支队党委决定成立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由时任中共铜陵中心区委书记的张伟烈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派田文任妇女部长，金志才任青年部长。因当时皖南特委还在后方，所以由谭震林代表三支队党委领导中心县委工作，县委的经费亦由三支队提供。中心县委管辖的范围为整个铜陵县、繁昌3个区和南陵第四区（工山区）。三支队采取首先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再通过领导机构去推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方法开展建党工作。支队司令部驻地南四区在桂镇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桂山乡等支部和第四区区委，潘效安先后任桂山乡书记和区委书记。
铜南繁中心县委成立后，为培养三县地方干部，曾配合三支队连续开办了两期抗日救亡训练班，校长张鏖。学员主要是本地的知识青年，人数以铜陵为多，繁昌、南陵次之，为党培养了一批地方领导干部。同时，由田文负责在铜陵燕子牧附近开办了妇女训练班，专门培训地方妇女干部，其中大多数是南陵西河工委派来的学员。1939年3月，铜南繁中心县委曾在沙洲地区成立抗日民主政权铜繁无（为）边区政府，区长章啸衡。
组织了系列抗日救亡活动
第三支队进驻铜南繁抗日前线，要求派驻铜南繁各区乡的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员，都要把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民运工作的主要任务。当时，谭震林特别强调做好“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三支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尤其注意争取当地士绅和联保主任工作，在改组县动委会时，主任委员仍由当时的繁昌县政府县长张孟陶兼任，并特地安排了25名地方士绅为动委会委员。为推动国民党进步、抗日，谭震林等3支队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国民党县政府的有关活动，同时也邀请国民党地方官员和士绅，参加有关活动，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1939年4月1日，三支队政治部在铜陵大屋基方村，召开铜南繁三县县长、动委会及三县各界代表共13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商讨加强对敌斗争具体对策。谭震林、邓子恢、胡荣、三县县长及各界代表都讲了话。
1939年4月4日至8日，三支队政治部在铜陵大屋基方村方家祠堂，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铜陵二区、南陵四区、繁昌一二三区民运工作人员及铜南繁中心县委成员。叶挺军长到会讲了话。7日，邓子恢作了《三个月来铜南繁民运工作总结》报告。
期间，支队司令部办了一个教导队，又叫学兵队，主要是训练军事干部的场所，参加学习的人员是优秀的班排连干部，还办了一个抗日救亡干部学校，也叫“救亡训练班”，共办了二期，每期近百人，任务是训练铜南繁三县政治干部、地方干部，民运干部也不定期参加学习。
英勇保卫繁昌
1938年冬，大通、顺安、铜陵、繁昌等沿江城镇相继陷入敌手。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新四军第3支队移防铜陵、繁昌等地，与国民党军协同守备铜繁前线阵地。
1938年12月26日，敌伪200多人趁三支队刚刚进驻铜南繁立足未稳之时攻打中分村。3支队占领岭头有利地势击退了敌人，迫使敌伪军退至青山嘴，后向三山败退，新四军趁势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繁昌县城。
1939年1月13日，第三支队在第一团配合下，再克皖南繁昌县城，歼日军20余人。
1939年2月5日，第三支队集结主力反击再占皖南繁昌城的300余日军，迫使日军退出繁昌。
1939年3月2日，第三支队一部在皖南南陵、繁昌间之横山桥与日军激战1小时，毙日军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