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生
《太湖有青舍》和《古稔追梦人》是芜湖作家罗光成创作的两篇记录乡村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作品。罗光成选择太湖村、古稔村为代表性乡村样本，倾情描绘了新时代江淮大地农村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之画卷。虽然两篇作品都属于典型的主题文学文本，但是罗光成在运笔泼墨、写境表意上力求克服概念化、模式化的主题文学窠臼，以丰富的笔墨、多样的笔法，努力追求创新与变化，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主题文学的多元表达形式。
罗光成在这两件作品的运思谋篇上各有所重，各显其长。前者意在绘一幅风景画，后者则重在写一篇人物志。《太湖有青舍》截取现实乡村世界——乡村振兴伟大实践中的太湖村的一个横断面。它描写太湖村“青舍民宿”欢声笑语的集体劳动场景，描绘太湖村鲜花种植基地姹紫嫣红的景象，俨然就是一幅横向展开的乡村风俗画与景观图。如果说《太湖有青舍》谋篇的着重点是景、而非人，那么《古稔追梦人》运思的着重点，则似乎是人、而非景。虽然罗光成在吕佛才追梦、圆梦的人生故事里，也叙写了古稔村发生的变化，描绘了古稔村的新面貌、新气象，但是《古稔追梦人》在客观形态上，吕佛才的形象占据了文本中心；在叙事效果上，我们读完全篇，跃然纸上且激发共鸣的，是身处逆境却坚定逐梦、顽强不屈的吕佛才形象，是事业有成却毅然返乡、无私奉献的吕佛才形象。
《太湖有青舍》和《古稔追梦人》在叙述结构上兼取顺叙与倒叙两种讲述方式，共同构成彼此互补、相互对应关系，克服了一般报告文学平铺直叙、流水记事的单调结构形态。尽管它们共享今昔对比、新旧对衬结构，但在结构的具体敞开时，其演进逻辑又各有取向、摇曳多姿。《太湖有青舍》的叙述方式是由近及远、抚今追昔，从太湖村繁荣明亮的现实状况，对比性地追索凋敝黯淡的过去景象。《古稔追梦人》的叙述姿态则是由远及近、顺流而下，起笔时，吕佛才怀揣贫穷与梦想离开故乡；收笔时，事业有成的他带着梦想回到故乡。同时，罗光成在作品的结构上，也很注意轻重适宜、浓淡适度，体现了深思熟虑的独运匠心。《太湖有青舍》浓墨今天，淡笔昨天；详写“青舍”“花海”，略写“初心”。如此不惜笔墨地描绘繁花似锦的现实景象，无疑更有利于突显乡村振兴的伟大成就。与之相对的是，《古稔追梦人》则以想象性抒情的方式比较丰满地追忆了过往的历史。其补充叙述“寒冬”“出寻”的故事，不仅强化和丰富了吕佛才的形象，也为吕佛才致富不忘故乡奠定了情感基础，让吕佛才返乡更合乎文本内在逻辑，从而避免了叙事的脱节感，消除了人物性格变化与形象塑造的突兀性。
罗光成在表现方法上兼用写实与写意两幅笔墨，增强了报告文学的共情性与感染力。《太湖有青舍》和《古稔追梦人》将写境与造境融合，兼具纪实性与想象性。罗光成在“后记”里交代了写作的缘起——记录脱贫攻坚伟大实践，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因此，他在总体性上遵循并恪守了报告文学纪实性的基本原则，以客观、真实的方式叙写太湖村和古稔村在任荣、吕佛才等乡村能人的带领下，农民脱贫奔小康、迈步致富路的奋斗故事，村容村貌、民心民情焕然新变。但是，《太湖有青舍》和《古稔追梦人》却没有因平实而落入单调，因质朴而流于平淡，这得益于罗光成在局部处理的时候，得体地将虚构文学的想象性嵌入报告文学的纪实性，比如《古稔追梦人》的“寒冬”部分，他想象地“还原”和追忆了吕佛才少年求学时的艰苦岁月。这个“前故事”，完全是小说的写法，写乡亲们的温暖援手，写吕佛才的复杂心理活动，有描写，有抒情，文字感性，情感饱满。
值得注意的是，罗光成通过刻画有层次感、真实性的人物形象，探索主题文学塑造新时代农村新人形象的方法。在这两件作品里，既有吕佛才这样追梦离乡又还乡圆梦的“中国好人”，也有任荣这样遍历商海却寄情乡村的企业家，还有像谢大勇、杨世木这样奋斗在乡村振兴历程中的基层干部……尽管这些人物身份、职业有别，其与乡村的渊源关系不一，但是他们在心系农民、情系土地并致力于筑梦振兴乡村这一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这些人物虽然身在乡村，但已不再是启蒙现代性视角下阿Q式守旧保守的农民，也不是审美现代性视角下翠翠式与世隔绝的农民，他们已经脱掉了旧式的衣袍，褪去了旧式的思想，刷新了人们刻板的农民印象；他们掌握现代知识，拥有现代观念，视野开阔，开放进取，既是乡村振兴的筑梦人，又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的新主人。
归根结底，罗光成如此运笔调墨，无不旨在达成其乡村振兴主题文学的抒情达意，以彰显其文学的倾向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优秀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使命”，要通过所塑造的人物、所描写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太湖有青舍》和《古稔追梦人》描绘太湖村、古稔村的优美自然景观与乡土风俗，刻画无私忘我、勤勉奋进的新时代乡村新人，叙写乡村社会从旧到新的变化……这些不仅写出了乡村必然振兴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趋势，也充分表达了罗光成乡村振兴主题文学的态度与温度，即对乡村的深情、对农民的浓情和对乡村振兴的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