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中的精神养料，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理论洞见，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的提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理论指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从历史维度来看，“两个结合”是体现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从始于微末，到不断发展壮大，再到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为何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奇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正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才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1930年，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对红军的桎梏，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由此，“第一个结合”的思想基础得以确立。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这里出现了“两个结合”的雏形，其中“民族形式”具有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意涵。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在探索正确道路中取得了非凡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短期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不可否认，在多重原因作用下，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脱离“两个结合”的情形，让党和国家事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与磨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世界快速发展与中国贫困落后的双重考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势在必行，聚精会神谋发展成为第一要务。这一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时指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上明确指出，必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直至庆祝建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将“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正式提出，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其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
二、从理论维度来看，“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为什么没有水土不服？为什么能在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深深根植于中国大地？这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两个结合”内化于理论品格之中并将其视作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西方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形成，但二者的最终归旨具有高度契合性，在实践检验中实现了有机结合。就价值理念而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本质相通。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源远流长，在《礼记·礼运》中就曾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愿景。就实践品格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哲学，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知行合一”等观点内在相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性，并将“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作为奋斗终身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展现了鲜明的实践性特征，特别是对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树立了崭新的世界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意识，例如，《荀子·儒效》中“知之不若行之”、王阳明“知行合一”等观点都表达了“知”与“行”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这包含着三重意蕴：其一，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在“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增添了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辩证法要求我们看待传统文化，既要保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要具有变化发展的眼光，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价值。其三，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新文化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胎胞里孕育而生，却明显区别于二者，而是具有显著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征，在实践中生成了全新形态，为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竭的养分。
三、从实践维度来看，“两个结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经无数次斗争和考验后所找到的，这是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两个结合”从根本上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
贯通古今，筑牢了道路根基。道路源于文脉、关乎命运。中华文明是唯一一个未曾中断且绵延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在数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滋养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极具哲学智慧的治国理政思想，跨越时空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推动中华民族完成了从落后挨打到繁荣富强的华丽蜕变，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面向未来，打开了创新空间。解放思想是历代共产党人在艰苦斗争中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禁锢，拨开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迷雾。文化自卑的时代早已远去，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不断由被动变得主动，逐步完成了文化品味的回归，向内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推进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把握本质，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主体性属于哲学范畴，指与客体之间关系、地位和影响的质的规定性。文化主体性既是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在依据，也是文化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外在表现。不同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留自身精神内核的同时，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吸收世界一切先进文明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成果，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存、交流互鉴。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主体性最有力的体现即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提炼出执政兴国的卓越智慧。比如，在“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理想，传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张，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国际视野。
中共芜湖市委党校（芜湖行政学院） 牛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