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子青
近期热映的沪语电影《菜肉馄饨》成为上海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热闹事，引起共鸣的是贯穿始终的上海话（上海方言）。
近年来，沪语电影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方言保护的载体，更是一把打开上海文化内核的钥匙。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部沪语电影《股疯》里潘虹饰演的阿莉用“阿拉”“小赤佬”砸开了股市弄潮儿的心门。而另一部拍摄于2016年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则将沪语提升到了美学层面——程耳导演让渡部笃史饰演的日本间谍说着流利的上海话，方言成了身份伪装与情感真实之间的暧昧地带。这种“语言伪装”的设定，恰恰触及了上海文化最深刻的特质：表象与内核的距离感。
上海方言在银幕上的功能演进，折射出上海文化从“被观看”到“自我表达”的转型。早期沪语往往作为“调味剂”出现，满足观众对十里洋场的猎奇想象。而今，《繁花》里胡歌用沪语念诵的商战经，《好东西》中市井邻里用方言拌嘴的日常，都在构建一种“内部视角”——只有懂上海闲话的人，才能领会“腔调”二字背后的分寸感与幽默感。
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沪语电影为上海文化提供了“不可译性”的保护。普通话可以传达意思，却无法传递上海话里“糯”与“嗲”的微妙差别，说不清“适意”与“乐惠”的生活哲学差异。2021年上映的一部《爱情神话》中徐峥与马伊琍争执时那句“侬讲道理好伐”，换成普通话便失去了那种带着埋怨却又不失体面的分寸感。这种语言的温度，正是冯骥才所说的“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它封存了一个城市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
当然，沪语电影始终面临一个悖论：越是地域化的表达，越难获得全国性的流通。2000年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虽然为方言电影开了绿灯，但市场逻辑依然偏爱普通话的广度。贾樟柯用山西方言构建的“汾阳宇宙”能在国际影坛获奖，沪语电影却常常止步于“现象级”而难成“规模级”。这不仅是语言障碍，更是文化权力的问题——当上海文化不再具有压倒性影响力时，它的自我表达便成了一种地域性的坚守。但或许正是这种局限性，保全了沪语电影的纯粹性。当《菜肉馄饨》票房突破2000万，《爱情神话》《繁花》等影视剧同样斩获高额票房和高收视率时，它证明了一个事实：真正的文化魅力不需要妥协！
光影流转，吴侬软语。沪语影视剧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主流，但它必须存在。因为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没有记忆的城市；而一部不用上海闲话讲上海故事的影视剧，总隔着一层无法捅破的窗户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