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总脆生生地唤母亲“美美妈”。上小学后，懵懂间生出几分羞涩，便将这声亲昵藏在了心底。如今，我已年过花甲，岁月染白了鬓角，却总忍不住在心底一遍遍默念，多想再对着母亲的身影，喊一声“美美妈”——在我心里，您永远是世间最美丽的妈妈。
我的母亲刘美华，1932年12月23日生于重庆大足。她曾就读于当地天主教教会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小学代课老师，眉眼间带着书卷气的温婉。1953年，母亲放下了教鞭，毅然投身铁路建设的滚滚浪潮，成了一名车工。在母亲的人生里，家庭永远是她最牵挂的港湾，子女的婚姻、家里的柴米油盐，她事事亲力亲为，妥帖周全。常听人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安康，社会方能稳健。古人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母亲用一生践行着这句话，而在轰鸣的机床旁，她同样是一把好手，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与精彩。
工作初期，母亲是个空压机司机。单位要选车工学徒，由于母亲聪明能干，一下就被师傅看中。家中还有一张她师傅的照片，她师傅戴副眼镜，西装领带，文质彬彬，俨然教授派头。母亲说他的技术是厂里最好的。母亲出徒，技术几乎接近师傅。
1969年冬，我刚六岁，成昆铁路官村坝隧道工地。一天晚上，母亲上夜班，我和父亲在家。突然车间一个叔叔来家，慌慌张张把父亲叫出门，嘀咕了几句。父返回说，你自己在家待会儿，便匆匆离去。我预感出了事，很害怕。我不敢出门，不知过了多久，来了位阿姨，把我带到她家。我心里清楚，一定出事了，出大事了。几天后，父亲回来，带我去成都，告诉我母亲手受伤了。原来那晚，母亲右手食指被机床切断，送到附近814军工厂医院，进行手指缝合。由于没有抗生素，单位连夜用汽车，经十多小时，把母亲送到成都铁二局三医院救治。
到医院，一眼看见母亲，右手缠满绷带，多日积聚的担心、恐惧、思念，顿时迸发，扑进母亲怀里，纵情大哭。母亲也泪流满面，紧紧把我抱住。我悄悄看了下缠着绷带的手，想摸又不敢摸，心里好痛。
父亲要送我去伯父家，我非要留在医院，可又犟不过。伯父家在二仙桥，医院在通锦路，相当于横穿成都市区。父亲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前杠上。寒冷深夜，路上少有行人车辆，寂静得有点可怕。时间一长，屁股硌得受不了，只有不停变动姿势，不小心手指卡在刹把中间。父亲一刹车，“啊……”我一声惊叫，父亲吓了一跳。到家一看，手指已呈紫色。夹一下都这么疼，母亲那晚，可想而知，不觉又抽泣起来。母亲出院时，她的手掌已经完全变形，断指处距手掌约一厘米，由于感染时间太长，神经受损，手指萎缩得只有一点点，歪歪地接在断处，从此失去了活动功能。
单位车工，主要在修配厂和材料厂。母亲先在修配厂，后又调到材料厂。一生共带了五个徒弟。早年一个，母亲说他天资不适合干车工，中途转行。其余四人中，又有三人相继调走。
我在成都上学，只有暑假去工地。大约每隔两年，母亲就会换一个徒弟。我对第四个徒弟还有点印象，那时在石泉县（阳安铁路），经常找他做玩具。到宜君县（西延铁路）时，带的第五个徒弟，叫赵从明。
赵从明，原是一个开带锯的木工，就是将原木加工成板材或方木，没有技术含量，完全是体力活，又脏又累。母亲见此人老实，家庭经济又困难，便选了他当徒弟。我有次去车间玩，见到赵从明在加工零件，母亲一旁指导，时不时亲自操作示范。赵从明站在一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旁边还放着本磨得边角发卷的笔记本，时不时低头记上几笔。
车间工友间，基本上都称师傅，唯我母亲被称为刘老师。直到退休后三十多年，过去的同事领导见我母亲，仍习惯地称刘老师。可能这是母亲天然气质，与老师更匹配。在机加工行业，可能技术就是权威。
母亲的貌美贤淑，比车工技术更受人称赞。她天生丽质，如清水芙蓉，从不用化妆品。读书时被称校花，是那种民国特质的清秀，静雅中透出一种干练。年轻时如林徽因般纯美，上了年纪则有秦怡的风韵。
父母在工地，姐姐和我寄养在成都伯父家上学。我们暑假去工地。父母春节回成都过年。每当春节临近，心里就暗暗盼着母亲早点回来。
母亲参加工作后，每月都给在重庆大足的外公寄20元生活费，长达30多年，直到外公去世，在当地传为美谈。2015年，我们举家前往大足故居，邻居们都还认得母亲和我大姐。
母亲爱干净，家里随时都保持整洁。过去工地上的床，就是两个马架放个床板。如此简陋，我家的床单却难见一个皱褶，被子除了没有部队上的棱角，齐整度几乎相当。枕套上的花都是母亲自己绣的。工地双身职工只有一间房，凳子也少，家里来人一般就顺势坐在床边，可我家的床，谁也不忍心坐。如同一幅美丽风景画，一坐就成了败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