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功手写寄语。
本报记者胡俊杰
陈建功
1949年11月出生于广西北海市，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长篇非虚构小说《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长篇小说《皇城根》（合作），作品集《建功小说精选》《建功散文精选》，短篇小说集《迷乱的星空》，中短篇小说集《陈建功小说选》，中篇小说《鬈毛》，中篇小说集《前科》，散文随笔集《从实招来》《北京滋味》《岁月拾荒》等。
记者：我看到您此行的目的地是晋城东站，您是过去开会吗？
陈建功：我到那边参加活动，活动全称是“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赵树理故乡的文学回响”。晋城沁水是作家赵树理的故乡，中国作协组织我们与当地的作家、读者面对面交流。之后还有我与煤层气企业职工的座谈，因为我曾有10年的煤矿工人经历。
记者：您有没有在旅途中阅读的习惯？
陈建功：我有些眼花，在旅途中读书有点麻烦，所以我一般是在网络平台上听书。最近听的是苏青的《结婚十年》、赛珍珠的《大地》、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还有季羡林的散文选等。我一般是把过去读过的书重新听一下，重温一遍，又能发现作品新的优长，而当年读的时候竟未能发现。
记者：您在新作《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里有一段关于火车餐车的描述，令人印象很深：“火车上最漂亮的地方是哪儿？是餐车！一水儿的白桌布，每桌都有一枝鲜花，还放着低低的音乐。”这段描述是您自己的亲身体会吗？
陈建功：是的。1957年我8岁，父亲回老家接祖母和我以及姐姐到北京一起生活。当时我们是从广西南宁坐火车到北京。那个年代，火车很少有人坐得起。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火车上的乘务员很有人情味。当时我们坐硬座，两天一夜，坐得很累。乘务员给大家出了个主意，孩子小的话，就在座位底下铺张报纸，钻进去，这样大人和孩子都能睡觉了。第二是餐车。我之前没见过白色的餐布，餐桌上面还摆瓶花。餐车的灯很亮，还播放着轻音乐，特别高雅，我觉得那个画面挺美的，就写出来了。
记者：您提到的这趟车的确非常有名，开行了70多年，但中间有过更名，从5/6次列车到K5/6次列车，再到T5/6次列车，再到如今的Z5/6次列车，车体越来越高级，速度也越来越快。
陈建功：现在我好几次回老家还坐这趟车。我和几个朋友在广西北海买了房，大家约着一起回去，坐软卧，在一个包厢里聊天，挺舒服的。到南宁后再换乘动车到北海，很方便。我还尝试过网上订餐，去湖南的时候，我在座位上扫码买湖南特产。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记者：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读书经历？哪一类书或者哪几本书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陈建功：我把自己的读书经历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小学时期，逮着啥书读啥书。家里的书架上有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还有许钦文先生的《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等。20世纪60年代，人大附中的阅览室把所藏的各种“杂书”都向学生们开放了，让我的读书视野大增，由家庭走向了社会，由课本游进了书海。
第二阶段是挖煤时期，“偷”啥书就读啥书。1968年我从人大附中高中毕业，到了京西木城涧煤矿，干了10年挖煤工。木城涧矿图书室不大，只有二三十个书架的藏书。我偶然进入，看见一个老职工正受命打捆书籍，打捆后就去化纸浆。时逢冬天，我和几个工友穿了棉大衣，趁其不注意，偷偷往腰带里掖书，一趟趟往宿舍里运。托尔斯泰的几部经典作品，《红字》《曹禺剧作选》，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等都是在那个年代“偷”出来读的。
第三阶段是老师讲什么书就读什么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我的老师们个个都是著书立说的大咖，乐黛云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文学史，提到什么作品，我就去找来读。袁行霈先生讲唐诗欣赏，我又找来相关书籍恶补。陆颖华教授讲戏剧史，提到布莱希特，我就去读布莱希特。
第四阶段是渐渐培养出了质疑精神，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一个读书人必须追寻的境界。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读书人必须有质疑精神，要独立思考，也要兼容并包。
记者：您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创作了许多作品，您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陈建功：不能说满意，只能说重视。我最重视的是《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书名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列比亚德金的台词“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后面还有半句——“在我们干净的时候，倒无需关注。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是人皆赐爱的。”这本书用非虚构小说的叙事把我10年的矿工生活写出来了。喜剧里藏着悲辛，悲剧里藏着戏谑。
我的这本书，内容都是真实的，但我用了小说的笔法写出来。这本书最早的题目是《18岁面对侏罗纪》，因为我当年挖的煤层之一是侏罗纪煤层。后来《侏罗纪公园》上映，“侏罗纪”3个字击中了我，但我仍觉得那题目不过就是“青春面对苍凉”，无论是情感的深度还是艺术的个性，都不尽如人意。30年后，我被“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这句话再次击中，它最贴合我的心思。我想分享的感受是：再卑微的小人物，也懂得爱，也需要爱，也有自己的尊严感，即便身处困顿、满身尘埃。
这本书前后酝酿了30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写过煤矿题材，1995年开始动笔写《18岁面对侏罗纪》，迟迟未能完成。这30年我一直在找最适合的叙述腔调，最后才找到。
我觉得面对各种文学理论，要抱有“调皮”的心态，别被捆住手脚。好的理论要消化成自己的东西，不能生吞活剥、照抄照搬。创作上要有“艺术叛徒”的勇气。写作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挑战套路、敢于突破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