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可
本报记者胡俊杰
徐可
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作家、评论家、启功研究专家。著有《胸有丘壑》《仁者启功》《漱玉集》《千山回味》《人间圣境》《背着故乡去远行》《三更有梦书当枕》等作品三十余部，作品被选入《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主编有《“培根工程”丛书》《名家文化散文系列丛书》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百花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等。
记者：徐可老师您好，此行您是从北京到成都吗？旅途有点漫长，会不会觉得枯燥？
徐可：我这次要去都江堰，先坐高铁到成都，再从成都转都江堰。我平时就喜欢坐高铁，高铁快捷、方便、干净，乘车手续又越来越简便，所以出行首选高铁。旅途中还可以读书、写作，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
记者：那您旅途中一般带什么书呢？这次出行您带的什么书？
徐可：旅途最适宜读书，可以心无旁骛，不受干扰，所以每次出门之前都要精心挑选。选择的原则很简单：经典耐读，不一定是名著，但一定是经过历史的筛选淘汰已有定评的好书。我喜欢读古人的作品，所以以古典诗文居多。另外要厚度合适，便于携带，基本上一趟旅程能够看完。说起来简单，选起来困难，每次都要反复比较才能定下来。
但是我这次带的书有点特别。这次我带了两本新书，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一本是儿童文学作品，作者都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我是临行前一天收到的，当即决定带在路上看完。我在鲁院工作多年，经常有学员给我寄他们的作品，我都会认真阅读，并且跟他们交流阅读后的感受。看到他们的每一点成绩，我都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与火车结缘的？能否给我们讲讲您的火车故事？
徐可：我第一次坐火车是1984年8月。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离开家乡如皋，第一次出远门。如皋属于南通，在很长时期内南通交通很不方便，很晚才通火车，有“南通难通”之说。我从老家到北京，首先家里要用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坐一天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一天一夜火车到北京。所以我开玩笑说，我当年必须三车联动（自行车、长途汽车、火车）才能到北京。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交通方面，先是通了火车，后来又通了高铁。春节放假，我下了班坐高铁回老家，居然能赶上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记者：刚才您讲到您是江苏如皋人，如皋这个地方曾经出了很多文化名人，请问他们对您有什么影响？您的文学创作萌芽是在什么时期？
徐可：如皋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宋的教育家胡瑗、词人王观，明末清初的诗人冒辟疆、戏剧家李渔等都是如皋人。我小时候虽然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文化名人的故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大。我高中是在如皋中学读的，冒辟疆著名的“水绘园”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我经常去，对他很崇拜。从小学到大学，我作文成绩一直很突出。初中之后，慢慢开始有写作意识。上初二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两三千字的小说，标题是《破冰者》。小说的背景是水乡农村，河汊纵横，大家出行要靠行船。冬天河水结冰，给人们出行造成很大不便。为方便大家出行，老支书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到河里去敲冰。开始周围的村民嫌声音大，对他很有怨言。但是老支书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感谢，一些年轻人也加入其中。那时几乎看不到别的杂志，我们县里有一份文学杂志《春泥》，我就投给了他们。投出去没多久，就收到了用稿通知，全校都轰动了，当时特别兴奋。可是左等右等，却意外地等来了杂志停刊。
记者：我读过您的文化散文，《大敦煌》《司马迁的选择》等等，都是万字以上篇幅，融通古典与现代。能否分享一下您的散文创作历程？
徐可：我大学是在北师大中文系读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读的现代文学史中，还没有周作人、张爱玲、梁实秋等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批准进学校图书馆的特藏室查资料，在那里我读到了周作人的作品，一下子就被震撼了，从那时起开始迷上了那种风格的随笔小品。北师大中文系有写作课，我的作文基本上都被老师当作范文。我还记得写过一篇以“牛”为主题的随笔，受到老师的激赏，写了长长的一段评语。一位老师用他的“福普”（福建普通话）朗读我的文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大学期间，我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化随笔，后来也因此进了光明日报社。在周边同事的影响下，写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我很少写乡情散文和亲情散文，因为这一类散文太多了。我写历史题材的大散文，是出于自觉。大约是在2015年，我制订了一个计划，想写十位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我的原则是，不能当史料的搬运工，要有自己独特的发现，写别人没写过的。所以我写得很慢，每写一篇，都要费很大功夫。比如《司马迁的选择》，我从他的人生履历中提炼出三次选择：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前，要求儿子接任太史令职务，司马迁对父亲立下誓言，决心子承父业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这是他的第一次选择。第二次选择，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处死刑。根据汉朝刑法，死刑可通过赎金或接受宫刑减免。司马迁因家贫无法赎刑，又不愿忍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但在考虑生死抉择时，他想到《史记》尚未完成，肩负的使命让他最终选择接受宫刑，隐忍苟活，以完成著史大业。第三次选择，《史记》完成后，司马迁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决定以死抗争，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这样的角度，应该是前人没有写过的。
记者：我还读到过您的不少理论文章《呼唤散文的古典美》《散文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等，能否简单概括一下，您认为什么样的散文是好的散文？
徐可：我特别欣赏作家董桥的一句话：“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我认为，好的散文应该有学、有识、有情。这三个字说起来很平常，真正做到却不容易。有感于散文创作的现状，我主张弘扬中华美学精神，重塑中华散文的古典美。我总结了六点特质：典雅精致的语言，真挚动人的感情，清新质朴的文风，刚健雄壮的气质，深刻高迈的思想，雍容大度的气象。如果能做到这些，那应该离好散文不远了吧。
记者：2025年铁路系统主题征文比赛，您担任散文组评委。您对铁路作者的散文印象如何？您认为应该如何提升散文写作水平？
徐可：铁路行业是文学创作的富矿，有很多题材可以挖掘。系统外的人对铁路工作的细节不了解，所以铁路作者有很多优势，可以写一些让人感觉新鲜的人事物。我读铁路作者的散文，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挚爱、对本职工作的热爱，整体来说语言质朴、感情真挚。但也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题材上好人好事多，英雄形象多，对普通人关注得不够；在写法上概述多、描写少，不太善于抓细节、抓特点，千人一面。其实我更喜欢那种写平常人的平常事，比如写列车员的一天，如果能把这种看似平淡的生活写出滋味，应该是一篇不错的散文。提升散文写作水平，最根本的还是要多读书，读经典。向经典学习，向前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