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中，富有年代感的照片，如同流动的时光手册 1994年春运期间，哈尔滨站蜂拥上车的旅客。王福春 摄
2023年1月，贵州省内的铜仁站，卖完菜的村民将箩筐摆在地上，准备乘坐公益性“慢火车”返程。郭立亮 摄
2024年1月，北京西站候车大厅内，“送万福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正在举办，来自上海的旅客、93岁的老奶奶正在晾干刚收到的福字。蔚可任 摄
本报记者胡俊杰徐昭
2026年春运即将落幕。对摄影人杨登峰来说，每年春运期间，都是他“出片”的黄金时期。他第一次在摄影界崭露头角，便归功于一组春运摄影。今年春节前夕，我们来到《工人日报》社办公楼的6楼，杨登峰的办公室，聊春运。2025年2月，由他主编的《春运》一书面世。
这本书拿在手里感觉很厚重，不仅因为其450页的页码，更因为其承载着70年家国故事、百姓记忆。封面上的“春运”二字，是闪光的金红色。泛黄的背景下，人头攒动，那是春运大军中的人，你我他，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一列动车从封面的左侧向右侧飞驰。翻开扉页，两张喜庆的门神卡片、两张剪纸元素的书签，是随书赠送。“春运”一词传递的内涵，已经不仅仅是旅途的匆忙与奔波，而是富有新岁吉祥、家人团圆等节庆意味。
春运的火车站“有故事”
摄影专业出身的杨登峰，很早就有了关注春运的意识。早在2000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背着一架相机，专程从山西坐火车来北京拍春运。“那一年我正在读大二，寒假闲来无事，和舍友一起坐了一晚上硬座到了北京。那年是北京几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我们去大街上买了两顶毛线帽子戴上，又买了一副毛线手套，一人戴一只，把手套的食指尖位置剪掉，方便按快门。”那时候杨登峰刚刚入行摄影，还没有选题策划意识，只知道春运的火车站“有故事”，便在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转悠。可喜的是，拍摄出来的照片投稿到《人民摄影》报，竟然刊登了半个版。这对杨登峰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春运》这本书里，收录了这组照片中的几张。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位背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在寻找家人；几个同伴将一名中年旅客从列车窗户“塞”进车厢；因为着急赶路，一位旅客手拎的一盒大枣散落一地，一家人围着收拾……照片里传递着那个年代春运火车站的“紧张感”。
2000年以后，“拍春运”成了杨登峰的习惯，每年他都背着相机去火车站拍照，有时候是在北京，有时候是在老家西安。今年春运首日，作为《工人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杨登峰，把自己手下的“兵”都散到北京各大火车站拍春运。他对自己在北京西站拍到的一组照片颇为满意——人流如织的候车大厅，两位武警战士挺立如松。他说他用了八秒钟的慢门，将周围的人流虚化，只有武警战士是实景，虚实结合，呈现震撼的观感。
取景框里的历史舞台
《春运》这本书里，共有约350张照片。两年前，杨登峰着手整理报社的老照片，突然发现许多照片与春运有关、与铁路有关，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能否出一个关于春运的合集？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杨登峰开始以新闻人的思维进行整理编辑。1954年，原铁道部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同年《人民日报》刊登相关短评，“春运”二字首次出现在媒体上。这也是“春运”一词的由来。考证了这一确切节点之后，杨登峰的选题得以更准确地落地。2024年春运首日，他在《工人日报》推出了特别报道《中国春运70年——工人日报影像档案独家揭秘》。大量老照片引发读者共鸣，那些黑白或者泛黄的照片里，不仅有“人”，更有“人”与一个宏大时代的具体关系。中华书局的编辑看到报道后，对这一选题十分感兴趣，很快联系到杨登峰，邀请他编辑一本关于春运的书。两人一拍即合。
从一则报道到一本书，体量要求扩大多倍，杨登峰开始又一轮的搜集和整理。
他四处联系摄影名家，收集经典春运照片。在此过程中，一批春运大片被“收入囊中”。比如2006年《新京报》记者薛珺拍摄的《春运母子》——北京西站候车厅里，一位等待返乡的母亲正咬碎泡好的方便面，喂脚边嗷嗷待哺的孩子。还有2010年新华社记者周科拍摄的《春运母亲》——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妇女肩上背着巨大的包裹，手里抱着孩子在南昌站匆忙赶车……不知不觉，杨登峰收集的照片达到上千张。
从上千张照片到最后书中呈现的300多张照片，杨登峰至少筛选了三四轮。哪些照片要铺满画面、哪些要通栏跨页、哪些要占画面2/3，他一一做好备注。关于筛选标准，他认为，成像质量过关是最基本的，而画面感人、有张力，具有明显时代烙印、反映时代特色的照片，则是好作品。
《春运》一书以摄影图片为主，按时间线索进行编辑，跨度从1954年至2024年。杨登峰将其分为六个篇章，每篇章都用一个“春”字词语作为标题：第一章1950—1979，春芽萌动；第二章1980—1999，春潮涌动；第三章2000—2009，春风和煦；第四章2010—2019，春意盎然；第五章2020—2024，冬尽春来；第六章，总结春运70年，春暖归途。
这本书像一个流动的时光手册，记录着春运旅途从“走得了”到“走得好”的变迁。比如1965年，北京站的工作人员拎着热水壶为候车旅客倒热水；1989年，重庆站售票大厅排队一整夜等待购票的队伍；2017年，从广东打工返乡回湖南的“摩托大军”……一切情境都一去不返。回望历史，引人共鸣，这份共鸣里，有对艰辛的告别，也有对奋斗的自我肯定，更多的是对国家强大、幸福指数攀升的自豪。
如今的春运“春风拂面”
杨登峰认为，摄影有两种功能：一是作为窗口，用来观察世界；二是作为镜子，审视自我。摄影就是他的生活，随手拍摄已成为习惯。他每天背着相机，几乎相机不离手。“拍着拍着，时间久了，在一些看似普通的生活场景中，也能发现代表时代特色的元素。”
他回忆，有一次出差，在无锡站拍到了一位旅客拎着公文包，在高铁站台上吃泡面的画面。“这虽然是很小的一个瞬间，但反映了很多东西。首先，无锡位于长三角地区，高铁车次特别密集，几分钟就有一趟，所以他才能很从容地端着泡面吃。其次，他拎着公文包，不需要拿行李箱，说明是短途旅行，跟日常上班一样，这在之前根本无法想象。这些细节体现了铁路发展给人的生活带来的变化。细节不一定构成历史，但历史一定是由无数个细节构成的。”有人说，如今高铁普及，摄影师的镜头里不再有生动的故事，但杨登峰却能在平常的小情境中看到大时代。
我们问杨登峰，如果将时间线再延长，2025年、2026年春运，用什么标题比较合适？他笑着说:“春风拂面。”理由是，这个成语很契合人们现在出门坐高铁的状态。现年47岁的他回忆十几年前的春运，他经历过抢火车票、抢着进站的“拥挤”时刻，留下难忘的、甚至是有些痛苦的回忆。但现在出门坐高铁，拎着包说走就走，是很轻松的事情，俨然成为一种享受。
《春运》这本书的第六章“春暖归途”，是杨登峰为铁路职工做的专题。一张张生动的照片记录了铁路各岗位职工的春运奉献。
“这70年来铁路飞速发展背后，是默默无闻的铁路职工，是他们在为大家付出。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所体现，所以我在书中最后加了一个‘春暖旅途’的章节。尤其是作为《工人日报》的记者，平时接触最多的就是工人，我手里有很多关于铁路职工的照片，我不想把这些照片穿插在春运照片里，所以单独拎出来作为最后一个章节。有了这个章节，我觉得整体立意拔高很多，不再是单纯的一种情景的展现，而是有了人文关怀。”杨登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