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介休车务段孝西站内已贴上了窗花和福字。小城的年味来得早，候车室里的乡音也比平日更多了些。这其中，常常能听见售票员武莺歌的叮嘱。“荷（拿）好身份证，不敢丢了！（可别丢了）”“操心根儿！（注意些）”一口地道的土话，让窗口内外的陌生感顿消，听着就像熟人间拉家常般自然亲切。今年是她在车站坚守的第三十三年，也是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春运。
武莺歌的售票生涯始于两声“咔嗒”。一声，是木制票箱被拉开时的轻响。1993年，她第一次将手伸进票箱密密麻麻的木格子里，为旅客取出一张张粉色的硬板票。另一声，是日期机沉沉地压下去，“咔嗒”一声，把出发的日子压实。两声响过，一张车票就成了。“那时候线路短。”武莺歌回忆，“只卖从孝西到周边几个站的车票，票价也就是一两元。”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孝西站的售票窗口迎来了第一台电脑。木箱子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闪着光的屏幕和键盘。车票变成了红色软纸票，武莺歌的工作也从“动手”变成了“动指”。
别人看键盘发怵，武莺歌却跟自己较上了劲。她买了个“小霸王”学习机练习盲打，一有空就对着键盘敲。手指头起初是僵的，总按错，她就每天练。“噼里啪啦”的敲击声越来越连贯。
后来，她打票的速度越来越快，从原来的几分钟压缩到几十秒。眼前的屏幕仿佛一扇忽然推开的窗——原来只能卖到兑镇、阳泉曲，如今北京、上海、广州……那些遥远的地名都近在指尖。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手里出去的，不再只是一张车票，而是可以被丈量的远方。
随着铁路出行日益普及，窗口前的队伍也越来越长。每逢春运和开学，买票的队伍能从售票窗口一直蜿蜒到站外广场，足足排出五六十米。武莺歌和同事们既要售票，还得不时探出窗口喊两嗓子：“往后退半步，都别挤！”“看好包和小孩儿！”有时遇到因没买到票而情绪激动的旅客，或是有人想插队，她们还得耐心解释、反复劝说。
从清晨到深夜，她们三个人轮流守着窗口，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一个班下来，嗓子是哑的，胳膊是酸的，耳朵里嗡嗡回响的是一整天没停过的各种问询和乡音。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发生的。网络购票兴起、电子客票普及，曾经的人声鼎沸渐渐归于安静。再后来，孝西站调整了车次，只在春运、节假日开行一对高峰线列车。可这扇小窗始终亮着灯，武莺歌依旧准时坐在窗口。她知道，总有人还需要这儿。
最常光顾这里的是老年人。为了方便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旅客，武莺歌自己编写了一份《老年旅客购票指南》，打印出来贴在窗口玻璃上。售票时，她也习惯了附上一张便签，写清检票口和换乘提示。“技术变了，但旅客的需要没变。”武莺歌说，“以前怕旅客看不清，用铅笔在硬板票背面写候车室。现在虽然都是电子票了，但该提醒的还得提醒。”
窗口也总能看见“老熟人”。有个60多岁的南方生意人，长期在孝义做买卖，能说一口地道的孝义话。每隔两三个月，他总要来一次，话不多，就一句：“武师傅，老样子。”武莺歌便默契地打出太原到南京的硬卧车票。还有本地旅行社的小李，经常来买团体票，一买就是十几张，武莺歌总会提前帮她查好连座。也有一些到北京看病的老人，武莺歌总会多问几句，帮他们选最合适的票。
三十三载光阴，从木箱到键盘，从硬板票到二维码，武莺歌手边的工具换了又换，但她的认真与热忱从未改变过。今年是她坚守的最后一个春运，有时望着略显清冷的售票窗口，她也会想起那些年排到广场的长队，想起曾经响个不停的键盘敲击声。
“33年了，累吗？”听到这个问题，她的笑声很爽朗：“累啊，怎么不累。可只要有人往窗口一站，我这背就不自觉地挺直了。这是我的窗口，一定得守好这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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