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剑
本报记者胡俊杰
徐剑
云南昆明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出版“导弹系列”“西藏系列”文学作品30余部、800万字，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人民文学奖”“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全国30多个奖项，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
记者：徐剑老师您好，我看到您发来的乘车记录里显示，两天前，您还在甘肃，从甘肃回北京，此次又从北京去南京。有人说您是当代作家中“在路上”频率最高的作家，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徐剑：我从事报告文学写作，行走是我的常态。报告文学是需要在现场、靠深入体验挖掘素材的一种题材，不是坐在书斋里虚构或者拿资料加工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确实是经常“在路上”。
记者：可不可以讲讲您这么多年乘坐火车的经历？
徐剑：这个话题我可以讲很多很多。我觉得你们报纸的这个栏目非常好，在火车上谈阅读、谈人生感悟，非常有意思。它像一种隐喻，象征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的行进——由青春到壮年再到晚年，一生在钢轨上的行走。每一站，既是终点，又是起点。
印象最深的，我16岁离开家乡昆明出去当兵，坐的是闷罐车，是拉牛拉猪拉羊的车，铺个芦席裹个小被子，睡在火车上，耳边哐当哐当的。当时没觉得苦，更多的是一种好奇。对我而言，那是我的人生第一站，“青春火车”把我送往远方的世界。1983年我24岁，调进北京，一住40多年。在此过程中结婚、有小孩，每逢春节回昆明老家，我们一家人就会加入“春运大军”。当时买票很困难，我们使出洪荒之力才能买到两张卧铺票。现在铁路的变化有目共睹，那种窘迫一去不复返了。但我现在很怀念我的“青春火车”和中年乘火车的经历，怀念那种铿锵的声音。而且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你会清晰地感知时代的变化，车窗两边的村庄、城市的变化，出行方式从硬座到硬卧再到软卧的变化，还有火车上的人的装扮、谈吐都在变化。现在大家出门都坐高铁，便捷舒适。我们在乘坐火车的旅途中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崛起。
记者：您有在火车上阅读的习惯吗？
徐剑：几乎每次出行我都会带一两本书。在旅途中读书，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记得上世纪80年代，当时昆明到北京大约是两天三夜，从昆明出发是夜晚，经历两个白天。上车后，带一本书趴在卧铺上，除了吃中饭和吃晚饭下来待一会，其他时间都躺在卧铺上看书。读的内容可能是一本外国名著，也可能是一本古典文学作品。有书香陪伴，我的旅途不再寂寞。那种岁月令我很难忘。
现在高铁速度很快。比如过去从郑州到北京需要六七个小时，现在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一本书刚翻了几页就到站了，好几个旅途才读完一本书。有时候一本书要断断续续读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时间被各种工作切碎了。很多年轻人喜欢刷手机视频，碎片化的阅读，远远没以前在火车的长途旅行中阅读那么美好。
记者：此次出行您带的什么书，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徐剑：我带了两本书，一本是《绽放》，因为此行要去南京参加这本书的研讨会。这本书是作家丁捷的报告文学作品，写了一位并不著名的演奏家，退休之后得了癌症，医生说她只能活5年。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选择去支教，到一个偏远的乡村，给那边的孩子教授古筝，把高雅艺术带到乡村。书写的主题是普通人对生死的叩问。另一本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因为我最近在写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相关题材。
一个人想要成长为有思想的人，必然要通过阅读不断地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无论是我们古代留下来的经典作品还是世界级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年轻时候的阅读漫无目的，想要博览群书，抓住什么就读什么，像一头牛扑进大草原。我之前觉得那种阅读对我没什么影响，都是白读了。但后来我发现，阅读的滋养已经浸入在我血液里，它唤醒了我与生俱来的写作欲望。眼下这个年龄，我的阅读就比较挑剔了，通常会选择一些比较艰涩的书，很慢地读，在过程中思考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要用这种语言。
记者：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您创作了60万字的报告文学《东方哈达》，这本书的写作被您定义为自己的“变法涅槃”之作。能否讲讲这本书的背后故事？
徐剑：《东方哈达》是青藏铁路全景纪实，历时4年采访，是我“中年变法”的标志性作品。
写《东方哈达》的时候，我已人到中年，也算功成名就，但却遭遇了写作瓶颈。我开始重新认识和反省我的文学观、哲学观和历史观，思考怎么从主旋律写作之中、从宏大叙事中走出一条不一样的报告文学写作之路。
最重要的启示，来自乘坐火车的途中。有一次，我从西宁坐火车到格尔木，第二天早晨起来，快到盐湖了，太阳刚好从厚厚的云层里面钻出来，洒在盐湖上，四周一片金箔状，特别安静，突然有趟下行列车朝我开来。在会车的一瞬间，我想到这本书的结构——采取“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交错并行的叙述结构，把历史和现实贯穿在一起。“上行列车”从作者手执一张站台票走进西藏开始，经历十一站，讲述了几代伟人在修建青藏铁路上的决策细节、青藏铁路修筑中的难题以及筑路人鲜为人知的故事；“下行列车”则用铁道岔口来设置结构，一个岔口讲述一段跟青藏铁路有关的历史。
从这本书开始，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我总是在求新、求奇，或者说求变。这本书让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国家重大工程的书写一定要把人文、历史的光辉，融进这个事件背后的历史大背景和文化中。从这本书开始，我对历史文化的探究上升到了一个更高视野。
记者：在您采访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故事？您对筑路者这一群体有什么样的印象？
徐剑：写这本书最大的挑战是在青藏铁路4年的采访，来来回回在世界屋脊上走，我有几个“不可逾越”的点，一个是格尔木，海拔2800米；一个是南山口，海拔3000米；一个是安多，海拔4800米。我在那里经常是出现严重高反，凌晨三四点钟都睡不着，却在那里和一线的筑路职工们度过了两个中秋节。
有个一家人修铁路的故事让我很感动。哥哥嫂子、妹妹和弟弟都上高原来修铁路赚钱。老大觉得，儿子要上大学了，要给儿子攒学费。老二想买房子，老三也有自己的计划。结果没料到，妈妈在老家带孩子，得了淋巴癌。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心，见面的时候她用红纱巾把自己的脖子围住。直到病情很严重了，医生才跟她女儿说，你妈妈可能淋巴有问题，赶紧治疗。他们兄妹几个把修铁路挣来的钱，都用来给妈妈治病了，自己儿子的大学梦、自己的新房梦都没有实现。故事最后，他们收获了什么？收获了亲情，主题是对母爱的回报和反哺。
记者：确实很令人感动。在重大工程的写作中，讲述这类“小人物”的故事会不会偏离主题？
徐剑：报告文学要贴着“人”来写。远离了“人”，报告文学就成了政策的传声筒，成了国家历史大事的记事簿，成了表扬稿。因此书写中一定要有人性的光辉，要有人间烟火气。
感动，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走向合格的第一标准。报告文学的落脚点肯定在“文学”上，如果作家在书写事件和人的关系时，过于倾向事件的流程，而没有写出人的故事，就会出现只有“报告”没有“文学”的问题。这考验作家的眼光和头脑，也考验作家的笔力。如果作家的眼光不犀利，就无法在一堆乱麻和纷繁复杂的世道人心中，挖出最能代表一群人的独特又新鲜的故事。如果作家的头脑不清醒，以为报告文学就是组织一下材料，再摘抄点别人写过的东西，就无法写出一部感动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