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书院百花洲园林。李 桃 摄
花洲书院大门。牛 朕 摄
花洲书院范公祠。牛 朕 摄
黄亚庆
在中原大地上，邓州古城东南一隅，坐落着一座浸润千年书香的文化地标——花洲书院。它不仅是北宋以来中原教育史上的重要坐标，更因与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深厚渊源，成为承载中华人文精神的独特符号，千百年间，持续吸引着追寻文脉与爱好哲思的人前来寻访。
邓州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的交通要冲，便捷的交通为探访书院提供了便利。邓州站与邓州东站两座铁路客运站串联起全国路网：从河南郑州出发，每日多趟列车可直达邓州站；来自北京、广州方向的游客，可搭乘高铁至邓州东站，出站后有旅游专线直达书院，轻松开启文化之旅。
这座跨越千年的书院，始于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的寒冬。范仲淹在主持的庆历新政受挫后，调任邓州知州。初到邓州，他发现当地学风凋敝。心怀“广育天下英才”抱负的他，心中满是忧虑。
一次漫步中，他来到城郊百花洲——这里草木葱茏、静谧清幽，是兴办书院的理想之地，筹建书院的念头就此在他心中扎根。为实现这一愿景，范仲淹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其诚意与担当打动了当地贤士与百姓，众人纷纷捐资助力。不久，一座寄托着教育理想的书院在百花洲畔落成，即花洲书院。
书院初建时，范仲淹在春风堂前种下桂树，以“折桂”的美好寓意，勉励学子勤勉向学、追求卓越。花洲书院的诞生，为邓州教育史掀开了崭新一页。在它的带动下，邓州城内书院相继兴起，文风日益兴盛，“书香邓州”的美名自此流传。即便历经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书院多次毁于兵火或自然灾害，却始终“毁而辄修”，办学从未中断。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深秋，范仲淹收到好友滕子京的书信与一幅《洞庭晚秋图》。彼时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恳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虽未亲至岳阳楼与洞庭湖，范仲淹却凭借丰富的阅历与超凡的文思，伏案挥毫，一气呵成写下《岳阳楼记》。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不仅成为范仲淹一生理想的写照，更化作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标尺，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千年岁月中，无数名士与花洲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张载，曾慕名前来拜师范仲淹，在书院潜心研学。他深受范仲淹“忧乐精神”的熏陶，为日后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奠定了思想基础。北宋状元贾黯，高中后特意返回花洲书院，向恩师范仲淹请教为官之道。范仲淹以“不欺君心，不欺民心，不欺自己良心”的“三不欺”箴言相赠，这一教诲伴随贾黯一生，成为他为官处世的准则。
近现代以来，花洲书院的文脉依旧绵延不绝。茅盾文学奖得主姚雪垠、著名作家二月河，都曾在书院度过求学时光。他们从这片文化沃土中汲取养分，最终在文学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天地，让花洲书院的人文底蕴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为守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分别于2002年、2014年两次对花洲书院进行大规模修缮与重建。如今的书院占地200余亩，建筑风格独具特色：中西部的书院建筑群尽显北方建筑的雄浑大气，东部百花洲的园林景致则蕴含江南水乡的精致灵动，两种风格相互融合，既有学府的庄重，又有园林的雅致。
如今，花洲书院成为当地群众日常休闲、感受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书院，在古建与书香中触摸历史，增强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书院还创新推出研学课程，将课堂搬进千年学府，通过实景演绎等形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范仲淹、贾黯等人的刚正风骨，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花洲书院，正以自己的方式，将千年故事娓娓道来，将不朽精神代代相传，等待着每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前来探寻它的过往，品味它的今朝。
交通提示：
北京西—邓州东：G371、G333、G351
广州南—邓州东：G1152/1153
郑州东—邓州东：G3203、G3419、G3475
从邓州东站乘高铁专线（公交车）至汽车南站，步行约2公里即可到达花洲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