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自1961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推出以来，便如同一朵永不凋零的奇花，在红色文学的百花园中绽放异彩。六十余载光阴流转，它不仅以文字的力量感染着一代代读者，更成为各类艺术改编的灵感源泉。
近期，由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指导，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宣传部监制、中国铁路文工团有限公司出品的话剧《红岩》在北京二七剧场上演，现场座无虚席，人们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心潮澎湃，再次感受红色精神的震撼与洗礼。
删繁就简，重构叙事脉络
小说《红岩》有40余万字，故事情节复杂，人物纷繁众多，如何摘取精髓考验着导演与编剧的眼光。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改编版仅有130分钟，以“删繁就简三秋树”的匠心剔除支线，让故事的脉络更加简洁、清晰。
情节架构上，小说分明、暗两条线推进——明线是革命者入狱前、入狱后的斗争，暗线是游击队的策应配合。话剧对“入狱前”的叙事基本沿袭了小说脉络，但删除了原著中双枪老太婆带领华蓥山游击队配合斗争的暗线。
话剧对“入狱后”的情节进行了大胆重构。小说中渣滓洞与白公馆两座监狱并重，但在话剧中，两处监狱被合二为一——女革命者集中关押于“楼一室”，男革命者集中于“楼七室”，许云峰则被单独囚禁。这一空间整合简化了场景转换。
两处监狱合并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信息传递线的简化。原著里华子良装疯卖傻传递情报，是狱内外联络的关键纽带；而在话剧中，取而代之的是以成岗、江姐为核心的革命者借新年联欢之机，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联络、传递情报、策划越狱。同时，小说中革命者集体越狱虽以牺牲为代价，但最终以“声东击西”、成功吸引敌人注意力的“上扬结局”收束；话剧却用字幕冷峻地呈现：220余名越狱者中，仅34人成功活下来。这种对残酷现实的直陈，情感冲击更为强烈。
浓墨重彩，塑造正面人物
话剧《红岩》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加以简化、合并，因此能把更多的笔墨用于刻画主要人物。在人物塑造上，话剧同样遵循聚焦的原则，将许云峰、江姐、成岗三人塑造为绝对主角，他们的命运线贯穿全剧始终。
作为革命者的代表，许云峰的塑造充满层次感。话剧将其主要戏份集中在前半段，在有限的篇幅内勾勒出一个智勇双全的领导者形象。从发现沙坪书店异常时的敏锐洞察，到安排转移时的周密部署，再到主动留下来掩护同志从而被捕时的决绝，每一个举动都彰显着他的沉着与担当。
审讯戏更是全剧体现与敌人“智斗”的高光时刻，言语交锋犹如高手过招：徐鹏飞试图用“交朋友”来拉拢，许云峰用犀利的反问“野兽和人之间怎么能当朋友呢”来揭穿虚伪；徐鹏飞炫耀掌握的“铁证”，许云峰却淡然回应“构不成威胁”。徐鹏飞见许云峰不为所动，心生一计，提议去舞台侧边的阳台单独聊，继续对许云峰进行攻心战，而将舞台的主要空间留给下一场拷打成岗的戏。
江姐受刑的故事早已因为小说的刻画和各种改编让人印象深刻，但在话剧中，由于剧场是开放给男女老少的，掌握不好尺度就会显得特别血腥。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处理巧妙而有分寸：他们将反派徐鹏飞置于剧场前区，让观众能清晰看见他扭曲的面容与癫狂的神态，仿佛能触摸到这个刽子手内心的焦躁与无力；而真正的受刑场景则被转移到舞台后区，仅以幕布上一道道逐渐蔓延的血痕作为视觉符号。
层次分明，反派角色同样出彩
戏是矛盾充分展开后的产物。作为故事“障碍”的外显，反派人物的刻画对于推动剧情殊为重要。话剧从小说中精心筛选出徐鹏飞、沈养斋、郑克昌三个反派，赋予他们清晰的职能分工与独特的性格逻辑。
作为幕后操盘手的徐鹏飞老谋深算，擅长用心理战瓦解对手意志；沈养斋则是执行暴力的“工具人”，在主子的授意下充当打手角色；郑克昌化身潜伏的“毒蛇”，以伪装者的身份渗透革命内部。三者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各有算计的利益共同体。在具体的情节推进中，反派人物的行动手段也呈现出高度的策略性与复杂性，进一步显示了形势的纷繁复杂、革命者坚贞不屈的意志、在磨难中不断积累的斗争智慧。
甫志高的叛变尤为耐人寻味。小说中对甫志高叛变的心路历程有精彩而深刻的剖析，话剧的刻画不输于小说，没有简单地将他塑造成脸谱化的叛徒，而是通过人物互动剖析其堕落的思想根源。这种剖析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局限，直指人性弱点的普遍性——当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事业之上，再坚定的战士也可能沦为叛徒。
摘选自《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