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旭
老范悄悄对我说，这事做得好，就是不能让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妄为、横行霸道！我忽然感觉，老范说得对，侵略者就应受到应有的惩罚。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这次我才是真正脱险了。
1940年底，中国北方一个寒冬的夜晚，北风呼啸，漫天飞雪，不远处的天津独流镇站在树影婆娑中发出微弱的灯光。我从铁路职工宿舍出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火车站快步走去。今晚火车站值班的是新来的站务员孙四儿，这样恶劣的天气，我作为副站长有些不放心，要到车站去看看。没想到，一场人生的险境正在向我逼近。
孙四儿二十出头，是个瘦小、机灵的农家小伙子，进入铁路系统不足一年，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值班还是第一次。午夜时分，一列日本货车将从站上经过，需要扳道岔。此时，孙四儿提着信号灯从值班室出来了，风雪刮得他睁不开眼，站台上的照明灯在风雪中灭了多盏。孙四儿凭借微弱灯光，来到道岔旁。他扳动道岔杆，我远远地看见他有些费力，就紧跑了几步，帮他一起扳。道岔杆底部的弹簧因天冷变得很硬，我们一起用力，随着“啪”的一声，道岔扳好了。我和孙四儿互相拉拽着，顶风冒雪回到值班室。一列日本货车正点通过，值班室的玻璃被震得直响。突然，刺耳的刹车声后是“轰”的一声巨响，值班室晃了一下，我和孙四儿一惊。窗外，刚刚通过的货车在一里外与停着的一列油罐车相撞发生爆炸，这列货车可是十几节车皮的日军军火啊，出大事了！
“咋的，我扳错了？”孙四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的。我快速回忆刚才扳道岔的情景，猛地想起错把二号道岔当成了一号。“我闯大祸了，我们快跑吧！”孙四儿急得脸都红了。
“我也有责任。”我安慰着孙四儿，“你快跑吧，就说你今晚请假了，是我值班，我想办法应付。”
“那……那太谢谢您啦。”孙四儿向我磕了一个响头，推开房门，消失在夜色中。我迅速从墙上取下值班日志，把今日值班人员孙四儿的名字划掉，写上我的名字。然后，我赶忙跑到值班室旁的站长室，急切地敲门。站长宫前驹太郎是日本人，他在日本是医生，平时也和我们聊天。他打开房门，一脸惊恐，应该也听到了刚才的声响。我向他报告了刚才发生的事故。“今晚是孙的值班，孙的哪儿去了？”站长吼道。“今晚是我值班。”我说。站长一愣，无奈地用手指点着我。他知道，这起事故他也有推卸不掉的连带责任。他想了想，对我说：“这是有人破坏，你的，马上向铁路局报告。”我迟疑着，宫前驹太郎焦急地说：“就这样报，否则，我们要受到大大的处分的！”看来只能如此了，我跑回值班室，拨通电话，向天津铁路局报告了此次事故。
一小时后，值班室的门被踹开了，闯进3个穿军装、持长枪、左臂戴白袖标的日本军人。他们是从天津赶来的日本铁路警务段的军警。随后，跟进来一个头戴日本战斗帽的中国人，我一眼认出这就是大汉奸、翻译官韩巡官。“谁是任副站长？”“我是。”我说。韩巡官从墙上取下值班日志，看到了我的名字，将日志递给身旁的一个日本军警。“撞车是你干的？”韩巡官说着一把抓住我胸前的衣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平时是没有人敢抓我衣服的，我好歹也是副站长。“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回答道。“会让你说实话的，走！”韩巡官吼道。
他们押着我向附近的日本炮楼走去，我知道凶多吉少。此时，站台上仅剩两三盏路灯，十分昏暗，我趁跟在身后的韩巡官为日本军警点烟之际，一闪身躲进了旁边的公共厕所。厕所里的灯坏了，一片漆黑，里面有个后窗，窗外就是一片坟场，只要他们今晚抓不到我，天亮以后，我可以再想办法逃脱。我用力推了几下后窗，发现后窗被钉死了。紧接着，站台上的日本军警喊起来，问我去哪了。韩巡官冲进厕所发现了我。“他在这！”他喊着打掉我的帽子，一把揪住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挥拳朝着我的脸上就是重重一击，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流了出来。他们把我拖进炮楼，扒掉我身上的衣服，用很结实的细麻绳拴住我双手的大拇指，将我吊悬在炮楼里的木楼梯上，我的脚尖刚刚够着地。炮楼里两个驻站的日本兵看到警务段来人了，就悄悄上楼去了，他们互不相扰。
韩巡官逼问我是否故意制造了撞车事故，我是不是八路军，谁指使我干的。我说：“我不是八路军，不知道为啥撞的车。”韩巡官左右开弓地扇我的脸，又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对待。韩巡官气极败坏，从外面端来一盆带冰碴儿的冷水，从我头顶浇了下来。刺骨扎心的寒冷激得我喘不过气来，这可是三九天啊，我的神志有些迷乱了，他们的问话像是从遥远的天边飘来的。这时，一个军警用大马靴狠狠地踹了我几下，我的身体像钟摆一样晃动着。只听“咣当”一声，拴着我手指的绳子竟硬生生地断了，我被惯性抛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头撞到木楼梯，什么也不知道了。
孙四儿没有跑，而是躲在车站的暗处观察着事态的发展。当他看见我被日本军警拖进了炮楼，就跑去找老范了。因为这次撞车是地下党员老范策划的一次行动，原打算撞车后孙四儿一跑了之，没想到我的突然出现，使事态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老范是我们车站的站务员，四方大脸，五大三粗，在铁路职工中很有影响力。老范得知我为救孙四儿被捕，马上带着两名职工和孙四儿找到日本站长宫前驹太郎，说任副站长是冤枉的，让他出手救我，并说，万一任副站长经不住严刑拷打，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他就是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啊。日本站长想了想说，最好找驻站日军曹长帮忙。
曹长也住在车站旁边，管理炮楼里的几个日本兵。老范等人和日本站长敲开曹长的房门，说任副站长被抓是冤枉的。曹长犹豫了片刻说，他不能出面，虽然他们都是日本军人，但由不同的上级领导。怎么办？老范马上说：“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出头去救。”“你们的滚出去！这事与我的无关，我要上床睡觉的。”曹长愤怒地关了屋里的灯。老范从曹长屋里出来时，黑暗中趁曹长和日本站长不注意，顺手拿走了外屋挂着的两件日本军服上衣和一个军帽。机智的孙四儿领会了老范的意图，顺走了桌上半瓶白酒。
老范他们与日本站长分开后，在黑暗处套上日军上衣、戴上日军帽子，老范举起半瓶酒喝了一口，又往几个人身上洒了一些，他们学着日本军人喝醉的样子，晃晃悠悠来到旁边拷打我的炮楼。一进屋，老范就用随身带着的棍子打翻了屋里的煤气灯，顿时屋里一片漆黑。老范冲着日本军警大喊道“任桑（先生）大大的良民！八路的不是”，然后就与日本军警扭打起来。老范他们突然出现，又穿着日本军服，说着日式的中国话，3个军警蒙了，稀里糊涂就被老范他们控制了局面。孙四儿趁乱解开绳子，把我放了下来。他用毛毯裹着我，背起我跑回了值班室，并关闭了屋里的灯。这时，我已经冻得牙齿相碰“咯吱”作响。见日本军警没追来，老范赶紧让孙四儿捅旺了炉火，烧开水给我喝。他将那两件日本军服上衣和帽子脱下一卷，出门处理了，省得麻烦。
须臾，东方泛起了鱼肚白。日本军警鼻青脸肿，怒气难消，打算把我送交唐官屯警务段处理。老范及站务员们停下了手里的一切工作，都围在我身边，说我到哪他们就跟到哪。日本站长说，如果没有铁路局的命令，军警不能把我带走。曹长及驻站日本兵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日本军警这才没把我带走，骂骂咧咧地登上返回天津的火车走了。老范悄悄对我说，这事做得好，就是不能让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妄为、横行霸道！我忽然感觉，老范说得对，侵略者就应受到应有的惩罚。
从那以后，我忽然发觉曹长经常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日本站长对我处理的事情都要再次过问，处处提防着我。我不禁想起中国一句俗语：放长线钓大鱼。老范悄悄告诉我，他已安排人暗中保护我了。后来我才知道，老范是共产党员。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感觉这次我才是真正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