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周
花街每一年的变化，卖花人与买花人的笑脸，映现出人们心灵的变化，也折射出生活的变迁。作为赏花人，我们一家也在变：先是我将孩子架在脖子上“行花街”，后是牵着他的小手怕走失，渐渐与青年小伙儿并肩而行；先是推自行车，后是乘公交车，再后来是驾小轿车前往。真个是年年“行花街”，岁岁景不同。
每到过年，广州人都有“行花街”的习俗。临近过年，广州街头售卖鲜花的摊档渐渐活跃起来，先是有售卖银柳、剑兰的，随之是水仙、年桔，再后来就是海棠、金菊、玫瑰、大丽花、芍药、桃花，继而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花卉纷纷登场。此时，大街小巷姹紫嫣红一片，广州真正成了花城。全市几条指定搭建花街（花街即花市）棚架的街道，工作人员日夜忙碌。广州花市，时间一般三至五天，农历大年三十晚子时一律撤场，恢复交通，因而一定要赶在年前五天，就要为爱美爱花的广州市民搭建花街了。
“行花街”是广州的传统年俗。千年花城，以花为伴，以木为侣，种花营生者，爱花买花人，期待着花开富贵、谷满年丰。我在广州生活了70多年，自小就爱“行花街”。听说广州花市起源于晚清时期，先设在西关桨栏路一带，后移至北京路和财厅前一带，自我懂事起，百年西湖花街就成了广州花街的中心。西湖花街贯通教育南路，北与中山五路相接，南至西湖路止，约150米，后来才延长到惠福东路。20世纪50年代，花农大多来自南海、佛山、番禺、顺德四地，也有广州花地一带，他们为了生计，不辞辛劳，戴着草帽，高挽裤腿，划着小船小艇，载着各色鲜花、年桔从西堤或天字码头登岸，再挑着担子赶至花市设档。花卉水灵灵的清新鲜艳，十分可人，然而品种远没有今日繁多。那时，招财树、代代果、猪笼草等都没见过。
20世纪50年代，我家曾住在文明路的中山大学旧校区，距西湖花街不远，我常与小伙伴结伴而行，挤进花街。当年“行花街”别有风情：妇女晚间趿着木屐从四方奔来，仿佛为花街打着节拍；男人们一路呼朋引伴，谈笑中散发着酒气；孩子们提着小小纸灯笼，闪闪烁烁，紧随其后；行人们个个手捧鲜花，神采奕奕，好一幅“花街民俗图”。我们一群小孩子则只顾在花街追逐打闹，享受童年的快乐。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有了小家，住在广州东山，那时广州的花街多了，几乎市内每个区每年都会搭建迎春花街。当年东山区的花街先是设在东川路。我们一家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晚上都会去东川路“行花街”。妻子的奶奶裹过小脚，从武汉过来，也向往花街，我与妻子一个推着自行车，一个在车旁搀扶，带老人行过花街。那满街琳琅满目的鲜花和花灯，那喜气洋洋的买花赏花人，让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孩子出生后，我们夫妇每年过年都会带孩子“行花街”，在花丛中送走旧岁，在花海里迎接新春。桃花寓意好运，一品红象征品德高尚，金菊透出风骨，牡丹尽显富贵……心中默默地借鲜花祝福孩子，陪伴孩子长大。那二三十年间，我们夫妇与孩子年年“行花街”，也见证了花街的发展，感受到花市一年比一年兴旺，十二生肖变幻的各种造型牌楼活灵活现，充满喜庆，且年年都有变化和创新，使花城一派勃勃生机。花街上名贵花卉也一年比一年繁多，就说近年来每年创新的蝴蝶兰，从花色到造型，越来越精美、越艺术，颇受大众喜爱。花街上稀有的外国品种花卉也多了：什么马来西亚的牡丹菊、肯尼亚的大飞燕，什么伊朗的红柳、南非的帝王花、荷兰的绣球……应有尽有，造型也漂亮了，花盆也精致了。就连一个个开着轿车、驾着摩托运送花卉的花农也更可爱了，口气大了，慷慨多了，穿戴更加光鲜漂亮了。花街每一年的变化，卖花人与买花人的笑脸，映现出人们心灵的变化，也折射出生活的变迁。作为赏花人，我们一家也在变：先是我将孩子架在脖子上“行花街”，后是牵着他的小手怕走失，渐渐与青年小伙儿并肩而行；先是推自行车，后是乘公交车，再后来是驾小轿车前往。真个是年年“行花街”，岁岁景不同。如今是孩子陪伴我们、护着我们，怕我们老人在花街被挤着碰着，妻子买花时与花农讨价还价，谈笑风生；我在春桃、夏莲、秋菊、冬梅的四季花卉欢聚中寻觅诗意，孩子在快乐中接过父母亲买下的一捧捧鲜花，一家人其乐融融。那些“行花街”的市民，离开花街时都喜笑颜开地手捧鲜花，犹如捧着对新年的希望和祝福。
后来，东川花市迁至大沙头三马路，我们一家就去得少了。人到中年的孩子，每每“行花街”，会驾车带我们到天河体育中心，停好车就近挤进全市最大的花街徜徉，伴随着清风中拂过的阵阵花香，我们享受着浓浓的年味。
广州的花街因作家秦牧先生一篇《花城》散文闻名遐迩，也因一代代种花人、爱花人的喜爱越办越好。近年来，广州市周边种植花卉的基地越来越大，自动栽培技术越来越先进，各种独具特色的花卉创意园也越建越好。新的科技能更好地管控花期，气温高了可延缓花期，天气冷了可催促花期提前，保证了年年花事应节，带给人们过年的惊喜。政府部门为了让市民们更好地“行花街”，今年，荔湾区在荔湾湖上办起了水上花街，增城区将花街延长至十天，南沙区也对花街作了调整，让更多的市民享受“行花街”的方便，享受过年的欢乐和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