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班
“谢谢啊。”她红着眼睛说，“下次坐车时，我把钱还给你。”“不用了。”我向她解释说，“这钱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团支部送给你的。”
后来，我们车站获得了原徐州铁路分局“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那个金黄色的奖牌就挂在行车室的外墙上，直到多年后，我离开了小站，坐车路过瓦窑站的那一瞬间，仍然能看见那个金黄色的奖牌，不由得想起我在小站工作的那段青春岁月。
每到五四青年节，我都会想起当团支书的日子，想起当年在车站发生的一件小事。
2003年，我担任陇海线瓦窑站的团支部书记。我所在的车站共有21名职工，4名共青团员。4月初的一天，我下班准备坐火车回家时，突然看见站长在人群中向我招手，他示意我过去。“有什么事情呢？”我在心里嘀咕着，“一天只有一列回家的绿皮车，错过就只能坐公交车了。”我纳闷地走到他面前，只见他拉过一个女孩，指着我介绍说：“这是我们的团支书，让他送你回家。”
我奇怪地看着这个女孩，她大概十六七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白色的外套，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火车。我好奇地问她：“你有什么事？”她正要开口说话，就听火车鸣笛一声，慢慢启动了。小女孩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啊！”她着急地跺脚喊道，“我没法回家了，火车开了，怎么办啊？”这一声痛哭，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立刻安慰她说：“别哭，到底是怎么回事？”她用手擦擦泪，哽咽着说：“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我家在阿湖镇，没钱买火车票，火车开了，怎么办啊？”说着，她的眼泪哗哗地掉下来。“别哭。”我不停地安慰她说，“不就是没赶上车吗？走，咱们坐汽车，我给你买票。”听到这话，她擦擦眼泪，用手梳理一下前额凌乱的头发，和我一起前往路口的公交站。
从瓦窑站到阿湖镇站，坐火车需要40分钟，票价是1元钱。而坐汽车需要在县城转车，至少需要2个小时，票价是4元钱。所以，附近中学的学生都喜欢坐火车回家。在去公交站的路上，我仔细观察这个小女孩，她的衣服很整洁，白白净净的脸上并没有风吹日晒的痕迹，她的家庭状况应该不错，我猜测她是忘记带钱了。
路上，小女孩断断续续地向我说明她的情况。她说：“我今天没买票，列车员不让我上车，可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听了十分诧异，不解地问她：“以前不买票能上车吗？”“能啊！”她擦了擦眼角说，“以前我说是学生，没钱，他们就说‘这一块钱我给你垫上了’。”我听后忍不住笑了，又问她：“那今天怎么没上车呢？”她的眼圈又红了，小声说道：“我没有信息卡。”我听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她被拦在车下的原因是没有旅客信息登记卡。在预防非典的关键时期，铁路部门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给每名旅客都随车票送一张信息卡，旅客填写姓名、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后，上车交给列车员。她没有钱购票，自然就没有信息卡。列车员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规定，所以才没让她上车。我耐心向她解释说：“你没钱，列车员可以掏一元钱替你买票，但没有信息卡，他不能违反规定让你上车的。”
上了公交车，小女孩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她捋了一下前额的头发说：“我还有一个弟弟，他在上初中，可是我母亲身体不好，家里都是父亲一个人在支撑着。上周我来上学时，父母都在地里剪桃树枝，我不好意思去找他们要钱，就花上星期剩下的10来块钱，今天我是真没钱了。”我听她说完家庭情况，感觉她是一个乖巧又懂事的女孩。突然她抬头看着我说：“我家有6亩桃树地，等桃子熟了，我送些桃子给你吃吧？”我连忙摆摆手说：“不用，千万不要拿来啊。”我从包中拿出5元钱，放在她手上说：“你下公交车后转车，花2元钱就到阿湖镇了，剩下的买点水喝。”“嗯，谢谢。”她说着，眼里又有泪水在打转。
我忽然想起车站刚发的防疫物品，顺手拿出一支体温计和几个口罩，塞到她手上说：“你拿去用吧，公共场合做好防护。”“谢谢啊。”她红着眼睛说，“下次坐车时，我把钱还给你。”“不用了。”我向她解释说，“这钱不是我个人的，是我们团支部送给你的。”
我下了公交车，看着她向另外一辆车走过去。上车前，她转身向我挥了挥手，我见她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
后来，我们车站获得了原徐州铁路分局“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那个金黄色的奖牌就挂在行车室的外墙上，直到多年后，我离开了小站，坐车路过瓦窑站的那一瞬间，仍然能看见那个金黄色的奖牌，不由得想起我在小站工作的那段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