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才
之所以给文章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我就是听着隆隆的火车声来到这个世界，后来又看着各式各样的火车长大变老的。
我的故乡是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罗文皂镇罗文皂村，京包铁路就从村子南面、紧挨着村子通过。我家的老屋距离铁路也就100多米。那时候，从大同方向开过来的火车都满载着煤炭。车轮碾过钢轨的隆隆声常常把偶尔来家的客人震得一夜睡不着觉，却成了我的催眠曲。
我稍微长大一点，火车站成了我主要的活动场所。先是跟着大孩子看火车，数一列列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知道拉煤的车叫加车，拉人的车叫票车，铁道线旁边的房子叫站房，那是一间外面涂了黄颜色的房子。
罗文皂距离当时被称作煤都的大同只有五六十公里，距离村子北面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地界5公里，因此，这里自然成了方圆几十公里的煤炭集散地。优质的大同煤通过铁路运到罗文皂，然后再分散到各地销售。这样，从罗文皂通往四面八方的大路上，常常有一排排拉煤的马车、牛车，同时还有一队队捡煤的老人和半大孩子，我就是其中一个捡煤的小孩。
到了冬季，为了取暖，候车室里生着一个很大的火炉子，差不多有我的个儿高，添一次火要一大筐子煤。每天早晨，在站房外面的垃圾堆上，会有一堆从火炉里倒出来的炉渣。用一个小铁筛子把炉灰筛下去，能够得到半小筐料炭。我差不多每天早晨都能筛小半筐料炭，解决了家里生炉子的问题。这样，大约从11岁开始，我就到火车站捡煤渣和筛料炭了。时间长了，我便知道了不少跟火车有关的事儿。
站房东、西不远的地方各有一座桥，因为都有三个桥孔，村里人叫东三孔桥和西三孔桥。桥旁边的路基上各有一间小房子，叫扳道房。扳道房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火炉，还有一部电话机。离东、西两面的扳道房再远一点，各有一根很高的铁杆子，上面有一块能够活动的铁片子，当铁片子升起来的时候，就跟铁杆子成了一个直角，跟阿拉伯数字“7”差不多。当铁片子放下去的时候，就成了“1”。后来我知道了，那叫扬旗，是火车能不能进站的信号。当扬旗是“7”的时候，火车可以进站，当扬旗是“1”的时候，火车不能进站，得停车等着。后来我进一步知道，扬旗上有信号灯，信号灯显示绿色，火车可以进站，信号灯显示红色，火车不能进站，必须在站外停车等待。信号灯是职工提着灯步行到扬旗下，然后登着梯子挂上去的，而扬旗的升、降则是通过一根钢丝绳，由扳道员手工操控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火车在罗文皂站有的不停，有的停，有停时间短的，有停时间长的。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在道坡下的路上捡煤渣，一列火车正好停在旁边的路口，很长时间了还不走，开火车的人都下来了。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小锤子，绕着火车头一边走，一边这儿敲敲、那儿看看。还有两个人看我们把路上的黑土扫起来，用小筛子筛出里面的土，留下指头大小的炭沙子和石子，再捡出里面的石子，把炭沙子倒在筐子里。我大着胆子问其中一个看我捡煤渣的人：“你们为啥不走了？是不是火车坏了？”那个人笑了笑，说：“哪能坏呢？我们等点儿呢。”他的话我并没有听懂。后来我问一个在车站当装卸工的邻居才知道，那时的京包铁路还是单线，那个开火车的人所说的“等点儿”，就是要等对方的车过去了，他们才能走。那天，我们还有幸参观了他们的火车头，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儿的告诉我们：“火车头就是一个大锅炉，上面是一个‘大肚子’，里面有许多水，下面是一个大火炉，烧煤，煤就在后面的箱子里。”那是我仅有的一次在火车头上听火车司机讲火车。
小时候虽然天天看火车，看坐火车的人上上下下，自己却没坐过火车，也不敢想坐火车，觉得那是不可能的。16岁那年，我已经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了。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们要到长城山林场植树造林。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欢呼雀跃起来。出发那天，我们从罗文皂站坐火车到大同站，然后换乘另一趟列车，在距离大同一站的古店站下车。一路上，我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村庄、山峦，听着车轮与钢轨摩擦的声音，那种新奇的感觉、激动的心情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下车后背着行李步行了20里才到达目的地，大家却没觉得累，因为我们那天坐了近两个小时的火车。
岁月走过70多个春秋，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却把足迹留在我的脸上，刻在我的心里。70多年来，我看着京包铁路从单线变成了复线，上面跑着的火车从蒸汽机车变成了内燃机车，又变成了电力机车，速度越来越快。每次回故乡，我都要到火车站转转、看看，常常把铁路、火车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想，铁路建设欣欣向荣，正为国家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