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放学回家，进门第一句话就是问祖母有没有好吃的东西？她立即讪笑着回一句：好东西，要多少有多少，江桥头南货店里去拿。于是，我带着深深的失望以及饥饿感，埋头做作业。
祖母所指的江桥头，就是大江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商业宝地。祖母常将用不完的烟糖酒等票证拿到江桥头卖给“黄牛”，顺便给我换点小零食。只是这样的机会不多，求人不如求己，于是我开始有了偷偷攒零花钱的习惯，放学路上逛小卖部的“自由”便有望了。
那个时候，物质条件相对匮乏，原本不该对零食抱有太多奢望，但祖母揶揄我的那句话我是记住了。大江桥畔的南货店摆放的全是干果蜜饯和腊货海味，远远飘来的气息足以勾起路人馋虫。我所惦记的诸多南货中，最爱还属荔枝干，那东西不但甘饴，而且饱腹，听大人说起补品中居然也有此货，于是对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
老家住在下大路，离大江桥一箭之遥，我自小就对江桥头的商业版图十分熟悉。童年懵懂，常常猜想大人为何说南货店买东西，从不说北货店呢？大抵北方的东西都不好吃吧，比如香菇、木耳、金针菜之类，不如南货店里的红绿酥糖惹人馋。于是，对于南货店自幼便有了一种向往，巴巴地希望大人能带着去一趟。
然而，大人们始终没有带我去南货店，没能满足我对各类零食的幻想，倒是荔枝干常常有得吃，于是我越发认定荔枝干是个补品，能长身体，不然大人何以如此奢侈地满足我呢！有空时，我就独自走过南货店，远远地不失尴尬地打量玻璃橱窗里的东西，以便在家长许诺奖励时可以提出要求，嘉赏中意的零食。
余生既晚，商业大变。对于南货店的印象，我只停留在“一零”之类的国营商店，营业员穿着白大褂，柜台上有一杆小秤，零食糕点用黄皮纸包裹，再用纸搓的细绳捆扎，让购买零食有了一定的仪式感。而祖母那个年纪，显然对南货店有更深刻的记忆，她能一口气说出大同裕、陶仁昌、震孚等好多老字号，都是我闻所未闻，直到很多年后，才从《绍兴市志》看到陶仁昌竟是南货店中的“老大”，其老板陶恩沛在上世纪初被称为“陶半城”。在民国年间，绍兴城区的南货店竟有176家之多，足见这在当时是个赚钱的营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盒马鲜生”。
现在已听不到“南货店”这3个字了，市场经济的大浪早就卷走了商品的南北对峙，我儿时的零食世界也早已分裂成老婆大人、赵一鸣以及各种烘焙、专柜和水果行，随着电商经济的异军突起，南北货的地域概念更是消失不见，但产品源头的地理标志意识倒是越来越强，毕竟产地代表着品质与口碑。
现在的孩童，无法体会我们那一代人对于零食的渴望，更无法理解那份对于南货店的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