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书店同仁合影（从左至右，前排为叶圣陶、章锡琛、傅彬然，后排为徐调孚、金仲华、贾祖璋、顾均正）。
1928年，叶圣陶（左一）、胡愈之（左二）、夏丏尊（右一）等人在白马湖畔的“平屋”前留影。
章锡琛。
2026年，是中国现代知名出版机构开明书店成立100周年。回溯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开明书店无疑是一座绕不开的文化重镇。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家完全由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书店，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思想启蒙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这家在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出版机构，其诞生及发展与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创始人章锡琛到重要股东吴觉农，再到为其提供核心作者群的上虞白马湖畔，绍兴的地域文脉在开明书店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宝山路与白马湖
1926年8月1日，时逢季夏，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山里60号（现静安区宝山路403弄）的一幢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前，悄然挂起了一块“开明书店”的招牌。这里既是书店的最初店址，也是创始人章锡琛的寓所。
章锡琛，字雪村，绍兴会稽马山人。1912年，他经同乡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后长期担任《妇女杂志》主编。在任期间，他大胆革新，提倡妇女思想解放，使杂志发行量从近千份激增至万份。然而，这种进步思想却与当时编辑所的保守理念产生冲突。后来，章锡琛因发表讨论新性道德的文章被迫离职。在胡愈之、吴觉农、郑振铎等友人的鼓励与策划下，他决定自己办书店。章锡琛采纳鲁迅先生的建议，取“开宗明义”之意，将书店命名为“开明”。
初创之际，开明书店的全部资本不过五千元，与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老牌大社相比，难免相形见绌。幸运的是，书店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沈雁冰等一众支持者中，同为绍兴人的胡愈之倾注的心血尤多。他不仅鼓励章锡琛创办《新女性》杂志并助其改组为书店，还把文学研究会的会刊交由开明出版，让许多优秀的编辑和作者纷纷结缘开明。随着书店业务逐渐铺开，确立长远的核心定位成为当务之急。1928年初，胡愈之因躲避国民党当局迫害即将赴法留学，临行前，他与挚友们相聚于家乡上虞的白马湖畔，为开明的发展确定了“为青年服务”的总方向。
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上虞春晖中学在白马湖畔汇聚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人物，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朱光潜等人在此执教，形成了著名的“白马湖作家群”。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知识分子被悉数吸纳，成为开明书店所依托的主要作家团队。夏丏尊入主编译所，叶圣陶、顾均正、徐调孚、宋云彬等相继加盟。至此，开明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以夏丏尊、叶圣陶主导编译，章锡琛负责商业运营的成熟格局。
吴觉农的跨界护航
在开明书店的百年店史中，有一位绍兴籍人物的名字始终熠熠生辉，他就是出生于绍兴上虞的我国现代著名农学家、有“当代茶圣”之誉的吴觉农。吴觉农的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国茶业的复兴与发展，但他与开明书店却有着一段深厚的不解之缘。
吴觉农与章锡琛的友谊，萌芽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2年，吴觉农尚在日本留学，他以笔名向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投稿，翻译并改写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两人通过书信往来结下学术与思想上的共鸣。吴觉农回国后定居上海，由于同乡及共同好友胡愈之的纽带作用，他们的交往愈发密切。
在开明书店筹备及运营期间，吴觉农不仅是积极的倡导者，更是出资入股的股东和监察人。吴觉农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大家把开明当作集体的事业，关心它的成长和发展。我自己后来从事于茶叶工作，同出版业关系不多，但在抗战前的十多年中，我同我的爱人陈宣昭每有积余，就把钱交给开明，作为加入开明的股份。”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与鼎力相助，为初创时期资金捉襟见肘的开明书店提供了宝贵的“资本护航”。
1985年，在纪念开明书店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已88岁高龄的吴觉农应邀撰文，谦逊地表示自己“实际工作做得不多”，但对书店“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位上虞走出的茶学泰斗，以一种隐居幕后的方式，默默守护了这方文化阵地。
时代风雨，人文担当
“开明人、开明风”，这是民国出版界对开明书店的极高赞誉。开明书店的宗旨在于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新式思想和生活潮流，扶植新生作家。他们出版了大量影响深远的进步书刊，如《中学生》杂志，以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等。
开明书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出版物的质量，更在于这群知识分子在动荡时代中所展现出的家国担当。章锡琛的寓所（即书店初址）隔壁，曾是上海市总工会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李立三等人曾在此居住办公。与工人运动领袖成为左邻右舍，让原本潜心出版的章锡琛开始关注时局，同情并支持革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反动势力大肆迫害共产党人与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面对时局乱象与强权压迫，章锡琛悲愤难平，写下“青天白日满地红，白日青天杀劳工”的讽刺诗句，怒斥暴政、坚守正义。更显风骨的是，他联合吴觉农、胡愈之、郑振铎等一众进步知识分子，冒着极大风险联名撰写《致孑民、稚晖、石曾先生抗议书》，公开声讨反动势力的独裁暴行。日后周恩来总理曾高度评价此事，称赞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这种不畏强权的风格，贯穿了开明书店的发展历程。1934年，反动当局下令查禁鲁迅等28位进步作家的书籍。面对文化围剿，开明书店没有选择退缩，而是联合其他20多家书店发起抗争，最终促使当局不得不放宽禁书的“尺度”，为进步文化的传播保留了火种。
1953年，完成了历史使命的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为如今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虽然“开明书店”作为独立的商业实体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在百年中国出版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依然熠熠生辉。
（图片资料来自“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