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是不大在意的。公交车刚驶出站，闷热的风从窗缝里挤进来，混着汽油味和人群微汗的气息。我开了句玩笑，说的是早晨市场里见到的趣事，父亲听着，忽然就站了起来。
他站得极缓慢——右手先离开座椅，五指张开按在自己膝上，仿佛要确定那里还有支撑的力气；然后左手抬起，摸索着，终于触到头顶的横杆；这时整个上半身才开始前倾，臀部离开座位的一刹那，车子正拐弯，他猛地一晃，我听见他喉咙里压抑的、短促的一声“呃”。终于站直时，他的背已经弯成一张拉满的弓，旧衬衫在肩胛骨处绷出两道紧张的棱。
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坐下，小声说了谢谢。父亲没应，只是腾出右手摆了摆，动作很小。他的左手把横杆抓得更紧了，指节白得泛青，手背上蜿蜒的血管高高隆起，像老树的根须要挣破树皮。
我这才真正看清他站着的姿态——双腿微微岔开，膝盖却下意识地并拢着，是老年人防跌倒的本能；身子随着车的颠簸左右摇晃，每次晃动时，他的脚尖都要在地上轻轻拧一下，重新寻找平衡。阳光透过车窗，把他花白的头发照得几乎透明。
“爸，”我压低声音，“你坐。”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流动的街道上，摇了摇头。那摇头也极轻微，只是下巴向左边偏了偏，又回到原位。
“你坐吧，我站会儿。”
这次他转过脸来。八十二岁的脸像一张被反复揉搓又展平的牛皮纸，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时间的沙砾。他看着我的眼睛，又摇了摇头。嘴角往下沉了沉，那是他年轻时说“不”的神情——只是年轻时那神情里有火气，现在只剩下灰烬般的固执。
我忽然不敢再劝。许多年前，也是这样一趟公交车上，我还小，他站着，我坐着。那时他站着像一棵松，手臂上能看见肌肉的轮廓，扶着我座椅靠背的手稳稳的，替我挡开挤过来的人群。我仰头看他，觉得那时的父亲是天底下最高、最不可动摇的。
现在他依然站着，却站得如此艰难。每一次刹车，他的身体都要往前倾，握住横杆的手骤然收紧；每一次启动，他又向后仰，另一只手在空中虚虚地抓一下，什么也没抓住。他就这样站着，在晃晃悠悠的车厢里，在午后昏昏欲睡的人群中，站成一个倔强的、随时可能倾覆的影子。
女孩似乎不安起来，几次想站起，都被父亲用手势制止了。他甚至还对女孩笑了笑——那笑容很吃力，只是嘴角向上扯了扯，脸上的肌肉并没有跟着动，像是忘了该怎么笑。然后他继续看向窗外，喉结在布满老年斑的脖颈上滚动了一下，吞咽着什么。
车到站了，人们上下，没有人多看这个站着的老人一眼。世界在流动，只有他是静止的，是这流动中一块小小的、坚硬的礁石。又一站，又一站。我数着他的呼吸，有时平稳，有时在车子颠簸时突然急促。他的额角渗出细汗，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但他没有抬手去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