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时置办的那套家具，是在老家嵊县长乐做的。
虽说出钱的是我，可父母亲当年为此花费的心血，至今想来，仍沉甸甸地压在我心里。那时我还在部队服役，妻子在市区建设银行上班，做家具的大小事务，我们半点也搭不上手。从选木料、请匠人，到商量式样、监看做工，全是父母一趟趟奔波，一桩桩操持。
那是一套扎实的、泛着暗光的家具。大小两张高低床架和两张结实的棕绷床，一个三门大衣柜，一个五斗橱，一张宽面的写字台，一个立式衣架，一张考究的八仙桌，四把靠背椅，四条大方凳，一张小方桌，四条小方凳。木料是上好的，分量十足，师傅做工考究，榫卯严丝合缝。漆面是特意请了外公的徒弟来做的，光泽温润，能照见人影。它们被打包装上一辆卡车，从长乐一路运到了绍兴，也运进了我们婚姻生活的开端。
家具厚重，搬运便是场体力与情意的考验。记得1985年4月，我们从铁甲营丁家弄的银行宿舍搬到府山西路的庞公池小区，大货车是三舅嫂从市汽运公司借来的。那一天，建行市分行的周建龙行长带着几位同事亲自来帮忙，家具一件件从车上卸下，又吭哧吭哧抬上五楼。楼梯拐角逼仄，一个橱柜过身时，我一眼没顾到，周行长的额角便结结实实地磕在了柜角上，顿时红了一片。他连连摆手说“没事没事”，我却和妻子立在原地，内疚得不知说什么好。那一声闷响和那片红痕，连同那个汗流浃背的春日午后，就这样被深深凿进了记忆的木纹里。
后来，日子像翻书一样快了起来。1992年5月，我们再从庞公池搬到胜利西村。时代变了，新式的组合家具轻便光鲜，这些笨重敦实的老伙计，大多跟不上趟了。搬家的忙乱中，我们只留下了一张小高低床架、两张大小棕绷床。那张结实的写字台、八仙桌、木衣架、四把靠背椅和四条大方凳，被送到了岳父母家里，让它们继续服务。其余的，妻子说，送给需要的人吧。虽说我心里终究还不情愿，但没法子，只能送走。
来拉老家具的，是一位在我们行里做过工的泥瓦匠师傅，憨厚寡言。他叫来两辆大板车和几个帮手，默默地将三门大衣柜、五斗橱等家具一件件抬下楼，搬上车。我站在窗前望着，板车在凹凸的路面上微微颠簸，那些家具在夕阳下泛着最后一点熟悉的光泽，拐过路口，不见了。我的心里头忽然涌起一阵空落落的不舍，像送别一群老友。
好在这些老家具并非全部散失。送到岳父母家的那几件，包括我们后来又送过去的小高低床架和棕绷床，至今还在那里。岳父母都不在了，房子如今也空了，少人居住，可我知道长乐来的这些老家具还有一部分在那儿，还守着满屋寂静的时光。这让我心安，仿佛一些旧日被妥善地存了档。
而至今真正日日相伴的，是那四条小方凳，几次搬家都一直伴随着我们。
它们就在我家里，餐厅一角，饭桌四周。漆面早已磨哑，边角温润，木色沉稳。每天吃饭，我都坐在上面，有时孙辈来，也爱挤在上面玩耍。我常常会指着它们，对孩子们说：“看，这可是我结婚时的凳子，比你们爸爸妈妈的年纪还大呢。”他们伸出小手摸摸凳面，似懂非懂。我便仿佛又看见，那个物资尚不丰裕、情感却无比绵长的年代，看见父母在木匠作坊里仔细挑选的身影，看见卡车颠簸在来绍兴的路上，看见额角沁汗的周行长，看见板车消失在巷子尽头。
原来，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它们就沉在自己的心底里，化作了家常日子里那最朴素温暖的一部分。就像这四条小方凳，虽不言不语，但却稳稳地托住了几十年流转的时光与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