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坚
叶坚（后排左一）与《狂生徐文长》中徐文长的扮演者吴建光（后排右一）合影。
长篇小说《狂生》。
世人皆知明代才子徐渭诗、书、画、剧独步天下，爱传他戏谑人间的趣闻，却鲜少有人懂他——狂是不屈，傲是坚守。
为了让世人读懂真实的“徐文长”，79岁的绍兴本土作家叶坚深耕徐渭研究近40载，历经从剧本到小说的3次书写，携长篇小说《狂生：徐渭传奇》拨开传说迷雾，还原一位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旷世奇才。
从剧本到小说:
只为还原真实的徐渭
岁月在叶坚身上沉淀出温和而笃定的气质，但当话题转向“徐文长”时，这位79岁老者的眼中立刻闪烁出异样的光芒。他的书桌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狂生：徐渭传奇》沉甸甸地静卧着。这是他继《记忆》《江湾往事》《生死对决》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倾注半生心血的集大成之作。
“为什么要反复写徐文长？因为世人对他的误解实在太多了。”叶坚直截了当，带着一种不吐不快的急切。在绍兴乃至全国的民间传说中，徐文长常常被简化为一个戏谑乡里的“机智人物”，但在叶坚看来，这远不是真实的徐渭。“徐文长在我们绍兴人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他幽默、有气节，充分代表了我们民族刚正不阿、智勇多谋的品德。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徐文长。”
这份为乡贤正名的执念，贯穿了叶坚近40年的创作生涯。早在1988年，他便创作了9集电视连续剧《狂生徐文长》；1996年，他又精心打磨出20集电视连续剧《江南怪杰徐文长》。2019年，叶坚以当年的20集电视剧为框架，进行了全面而深度的重塑，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今年2月，《狂生：徐渭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为何三度书写同一个历史人物？叶坚坦言：“电视剧受限于篇幅和表现形式，往往只能选取人物生平的几个横断面，前两部主要写到了他的中年。但长篇小说给了我更从容的空间，让我能完整叙述他从童年到73岁去世的跌宕一生。”
在小说中，叶坚以翔实的史料为骨，以生动的虚构为肉，细腻地勾勒出徐渭早年的生存困境：1岁丧父，10岁时生母被逐，寄人篱下的身世让他过早体会到人情冷暖；嫡母的严苛期望与长嫂的功利算计，让他在追求功名与坚守本心之间陷入两难。正是这些冷暖人情，磨砺出他“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孤傲性格。
虽然小说中有虚构成分，但人物的性格、思想、谈吐，全都严格立足于深厚的史料研究。“我要写的，是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的活生生的人。”一把老笔，一腔热忱，叶坚用半生积淀，完成了从剧本到小说的跨越，让历史人物走出蒙尘的史料，回到我们身边。
读懂天才的狂与悲：
“他不是中国版梵高，
他是世界的徐文长”
书名定为《狂生》，这个“狂”字，是叶坚解读徐渭的一把核心钥匙。
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中，常有人将徐渭比作“明代版”或“中国版”的梵高，认为两人都是饱受精神折磨的狂人艺术家。面对这个比较，叶坚的语气中满是文化自信与自豪：“我们的徐文长，比梵高要高大得多！”他解释道，“梵高在绘画上的成就是世界级的，但徐文长不仅画画是一流的，开创了青藤画派，他的毛笔字——尤其是狂草——也是一流的。不仅如此，他的诗歌、散文、戏曲创作，全都是顶尖水平。他不仅是中国的徐文长，更是世界的徐文长。”
那么，徐渭的“狂”究竟是什么？叶坚认为，那绝不是无理取闹的疯癫，也不是傲慢张狂，而是对不公命运的反抗，对权贵与世俗规则的清醒蔑视，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正如书中所描绘的：在总督府内，面对众人皆不敢动笔的窘境，唯有徐渭从容不迫，挥笔写下《进白鹿表》，文采获皇帝盛赞；面对江浙倭患，他乔装商贾深入敌后，巧用八十坛绍兴老酒诱敌，以绍兴方言为暗号，助俞大猷大破倭寇。这份胆识与血性，正是他狂傲的底气。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叶坚笔下的徐渭，是一位在时代泥沼中步履维艰的悲剧英雄。他才华横溢，却8次科举落第；他步入官场，却因胡宗宪身为严嵩门生的身份，背上了无法摆脱的政治枷锁。他遭遇绍兴府刑名师爷丁志德的阴险构陷，被革去秀才功名；他为挚友沈炼代笔《十谏书》痛斥严嵩父子，将自己置于险境。
难能可贵的是，叶坚在创作中坚决不回避徐渭的“灰色地带”。“如果只写他的光辉，人物就立不起来。”叶坚细致刻画了徐渭在政治旋涡中的惶恐，以及他长期的精神压抑。最令人扼腕的，是他与继室张美萍的纠葛——这位曾参与陷害他的女子，后被其感化成为贤妻，最终却在徐渭精神失常时惨遭误杀。
杀妻入狱的7年，是徐渭人生的至暗时刻。叶坚没有掩饰他在狱中用铁钉自戕左耳的惨烈，也没有回避他晚年左耳失聪、常陷入幻觉的痛苦。这种不加滤镜的真实书写，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徐渭的“狂”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承受的悲怆。
触摸古城的魂与骨：
“人皆圣人”的平民底色
叶坚在《狂生：徐渭传奇》中还探讨了中国文人与底层社会的深刻联系。其中最为动人、最具思想深度的底色，便是徐渭“人皆圣人”的平民哲学。
“他6岁启蒙，8岁就能写文章，极其聪明，为什么考了8次举人都考不上？”叶坚在采访中抛出了这个历史疑问，随后给出了鞭辟入里的解答：“因为他的思想‘不入流’，跟当时的封建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他生动地描述了小说开篇的一场重头戏：19岁的徐渭赴杭州参加乡试，在考卷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百姓为圣人”的主张。在当时的封建正统观念里，只有皇帝、大儒才是圣人。但徐渭却在文章中写道：那些在街头卖酒的、烧茶的、挑担赶路的普通老百姓，才是真正的圣人。
为了凸显这一民本思想，叶坚在小说中精心设计了“堕民戏班”这一重要线索。在明代的绍兴，生活着一个被称为“堕民”的特殊群体，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备受歧视。但徐渭从“人皆圣人”的思想出发，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同情与敬重：不仅多次为堕民仗义执言，反对酒楼老板的歧视，还专门为堕民戏班创作杂剧，让他们演出《四声猿》和《狂鼓史渔阳三弄》。
这种跨越阶层的友谊，在徐渭晚年显得尤为感人。当他贫病交加、众叛亲离时，反而是堕民戏班的袁长胜等人对他不离不弃，为他送米送菜。叶坚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绍兴古城的市井烟火，也写出了底层百姓的纯良与厚重。
叶坚用48万字，让400多年前的青藤居士重新鲜活起来。跟随他的笔触走近徐渭，我们得以看清：真正的才华不会被岁月掩埋，而中国文人骨子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风骨与韧性，终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的印记。
为了让更多读者近距离感受这份风骨，5月23日（周六）上午9:00，叶坚将携新书做客绍兴图书馆三楼学术厅，带来主题为“狂生：徐渭传奇——为徐渭正名”的精彩讲座，与市民读者面对面分享他心中的旷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