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前的“军用水壶” 为何现身江南水乡

　　袁江村村民在疏浚洋泾江时意外挖掘到韩瓶。

　　袁江村水乡风光。

　　诸暨博物馆馆藏韩瓶。

　　近日，在越城区孙端街道袁江村，村民在疏浚河道时意外挖掘出一些“似瓷非瓷、似陶非陶”的长条状瓶子。经考古专业人士鉴定，这些器物确认为“韩瓶”。这是一种流行于南宋至元朝时期的陶制容器，在当时主要作为军队士兵的取水用具，其功能相当于现代的军用水壶。

　　韩瓶为何会集中“现身”于江南水乡？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笔者为此进行了一番探访。

　　水乡偶得：

　　韩瓶“重见天日”

　　孙端街道袁江村（现隶属于张家沥村）田野平旷，屋舍俨然，河道纵横。这里极像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小村庄”，住户多靠种田打鱼为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据熟悉村情的樊浦村村民顾木清介绍，这一带历史悠久。宋代时，此处属会稽县袁孝乡通德里，曾设有专门烧制陶瓷的窑场，主要生产一种外形粗拙修长、小口鼓腹、通体饰有弦纹、平底带系的韩瓶。民间相传，宋皇室后裔赵袁曾居于此，后世村民为纪念他，将村前的横江称为“袁江”。

　　张家沥村自1961年起便是皇甫人民公社委员会所在地，后于1983年至1992年作为皇甫乡人民政府驻地。2003年，张家沥村与袁江村合并。如今，村民在田间耕作时，不经意间仍会挖掘到一些陶瓷碎片。

　　另一位村民林旭梅也证实，1976年，原马山区人民公社樊浦大队在兴修水利、疏浚直通楝树闸的中心河道时，曾意外挖到大量瓷瓶，后经文物部门鉴定，确系距今800多年前的南宋韩瓶。而在另一处名为“鸟墩”的田畈里，村民在挖掘排污管道时又发现了两只完整的瓷盘。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带很有可能是宋代的烧窑制瓷中心。

　　名将遗泽：

　　一只“军用水壶”的由来

　　在袁江村，至今仍流传着一个关于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事。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陕西延安人。宋建炎三年（1129年）初，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时任抗金战将的韩世忠组织起八千精兵殿后，在黄天荡与金兀术的十万大军斗智斗勇，殊死抵抗。双方对峙整整48天，有效阻挡了金兵南侵，为宋室南迁争取到了宝贵时间。韩世忠因此名声显赫，彪炳史册。

　　宋皇室暂迁越州（今绍兴）后，为反击金兵追攻，韩世忠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士兵行军打仗，除了兵器，水壶也是必备品。在北方，水壶多用皮革缝制，而南方湿热，较难找到相应材料。为解决行军饮水的燃眉之急，韩世忠紧急召集谋士研究替代品，最终利用黏土烧陶获得成功。这种陶瓶外可套布袋，系挂腰间，便于随身携带。因韩世忠治军律令如山，要求每个士兵行军打仗必须随身携带此瓶，故这一盛水陶瓶得名“韩瓶”。

　　据悉，凡韩世忠驻军之处，包括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均有韩瓶出土的报道。例如，上海市嘉定区封浜镇曾出土一批韩瓶；苏州张家港市塘桥镇滩里村和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狸桥镇东云村，均在古窑场遗迹发现了大量韩瓶。以良渚文化遗址闻名的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在宋代便是烧制韩瓶的重镇，因瓷瓶残骸堆积如山，故得名“瓶窑”。

　　江畔寻踪：

　　韩瓶为何“沉落”水乡

　　现如今，在孙端街道的樊浦、张家沥、袁江村等地，特别是沿江的一些河道江畔，村民在清淤罱泥时经常会挖到散落的韩瓶。这不禁使人疑惑：相较于外地多埋藏于黄土、坡丘、窑洞或墓葬内的韩瓶，为何越地的韩瓶多出现在河道中？

　　对绍兴村落文化颇有研究的顾木清介绍说，张家沥等村早在宋朝就被定为建窑之地，主要是当地土质适宜制陶。随着南宋政权逐渐稳定，战事减少，易碎且笨重的韩瓶逐渐被淘汰，窑址被平整覆土，恢复农业耕种。因此，目前村民挖到的韩瓶，多是当时被覆盖掩埋的遗留物。

　　至于为何多出土于水边，顾木清通过观察指出：韩瓶的瓶颈处通常有两个或四个“系”（用于穿绳提拿的耳状物）。这两个或四个系与瓶身并非一体烧制，而是采用宋代陶器常见的“贴塑”方法——即先拉坯塑造胎体，再将捏好的系贴附于颈部四周，入窑烧造。由于系与胎体的结合并非十分紧密，当士兵穿绳从河道汲水时，若提拉用力过猛，加之瓶身盛水增重，系容易松脱，致使韩瓶失手掉进水中。这就是越地韩瓶多出土于河道的原因。

　　此外，韩瓶在南宋时期的绍兴地区还被大量用作酒器，这也是其大量存世的根本原因之一。酒作为南宋朝廷的重要财政收入，实行“禁榷”制度（官府专卖），严禁民间私酿私售。南宋从州府到县镇都设有专卖机构“酒务”，以瓶为单位出售米酒。韩瓶是酒务中最常见的容器，日积月累便堆积如山，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啤酒瓶。因此，韩瓶在当时并不稀罕，如今收藏价值也相对有限。2000年，宁波月湖考古发掘宋代都酒务遗址时，曾出土数以万计的韩瓶，如今仅有极小部分陈列于宁波博物馆的展厅内。